中文版序言

前言

第一部分　一个多文明的世界

第一章　世界政治的新时代

引论：旗帜与文化认同

一个多极和多文化的世界

其他世界？

不同世界的比较：现实　主义、简化和预测

第二章　历史上的文明和今天的文明

文明的性质

文明之间的关係

第三章　普世文明？现代化与西方化

普世文明：含义

普世文明：来源

西方与现代化

对西方和现代化的回应

第二部分　变动中的各文明力量对比

第四章　西方的衰落：权力、文化和本土化

本土化：非西方文化的复兴

上帝的报复

第五章　经济、人口和挑战者文明

亚洲的自我肯定

伊斯兰教的复兴

挑战的变化

第三部分　正在形成的文明秩序

第六章　全球政治的文化重构

寻求结盟：认同的政治

文化与经济合作

文明的结构

无所适从的国家：文明转变的失败

第七章　核心国家、同心圆和文明秩序

文明和秩序

西方边界的形成

俄罗斯与其近邻

大中华及其共荣圈

伊斯兰：没有凝聚力的意识

第四部分　文明的冲突

第八章　西方和非西方：文明间的问题

西方的普世主义

武器扩散

人权和民主

移民

第九章　多文明的全球政治

核心国家与断层线冲突

伊斯兰与西方

亚洲：中国和美国

文明与核心国家：正在形成的联盟

第十章　从过渡战争到断层线战争

过渡战争：阿富汗战争和海湾战争

断层线战争的特性

发生频率：血腥的伊斯兰边界

原因：历史、人口和政治

第十一章　断层线战争的动力

认同：文明意识的增强

文明的集结：亲缘国家和在外散居者

终止断层线战争

第五部分　文明的未来

第十二章　西方、各种文明和全球文明

西方的复兴？

世界之中的西方

文明间战争与秩序

文明的共性

附录

注释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导读

数量优势下的恐惧

编后记

萨缪尔·亨廷顿（Huntington·Samuel·P，1927-4-18～2008-12-24）美国政治学家。早年就读于耶鲁大学，后在芝加哥大学与哈佛大学获硕士与博士学位。历任哈佛大学政府学讲座教授、国际事务中心主任、政府学系主任，曾参与创办《外交政策》杂誌，担任过美国国防部等部门的顾问，1977～1978年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安全计画小组的负责人。1987年因在比较政治学领域中的贡献当选为美国政治学会主席。

塞缪尔·亨廷顿

作者认为，冷战后，世界格局的决定因素表现为七大或八大文明，即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还有可能存在的非洲文明。冷战后的世界，冲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文化方面的差异，主宰全球的将是“文明的冲突”。

本书所持观点公允与否，在学术界大有争论。但书中对现今世界各种文明的深入研究和剖析对读者会有重大参考价值。

中国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中国人对其文明的独特性和成就亦有非常清楚的意识。中国学者因此十分自然地从文明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并且把世界看作是一个具有各种不同文明的、而且有时是相互竞争的文明的世界。因此，据我所知，中国学者对我1993年的文章《文明的冲突？》所作的评论总的来说精深而富有洞见，虽然他们有时也误解了我论证中的政策含义，并对之持相当批评的态度。为此，我的完整着作现在尤其应与中国读者见面，这样他们便可以了解我对世界政治所作的分析的更全面、更精确和更详尽的版本，而不仅仅是从一篇30页的文章中可能了解的东西。

为什幺我的文章在世界上引起了这幺大的兴趣并刺激了这幺多的讨论，为什幺我的着作至今已被翻译成22种不同的文字，并具有相应的影响？我认为，答案是，人们正在寻求并迫切地需要一个关于世界政治的思维框架。冷战期间，人们很容易把全球政治理解为包含了美国及其盟国、苏联及其盟国，以及在其中发生了大量冷战斗争的不结盟国家组成的第三世界。这些集团之间的差别在很大程度上是根据政治意识形态和经济意识形态来界定的。随着冷战的结束，意识形态不再重要，各国开始发展新的对抗和协调模式。为此，人们需要一个新的框架来理解世界政治，而“文明的冲突”模式似乎满足了这一需要。这一模式强调文化在塑造全球政治中的主要作用，它唤起了人们对文化因素的注意，而它长期以来曾一直为西方的国际关係学者所忽视；同时在全世界，人们正在根据文化来重新界定自己的认同。文明的分析框架因此提供了一个对正在呈现的现实的洞见。它也提出了一个全世界许多人们认为似乎可能和合意的论点，即：在未来的岁月里，世界上将不会出现一个单一的普世文化，而是将有许多不同的文化和文明相互并存。那些最大的文明也拥有世界上的主要权力。它们的领导国家或是核心国家——美国、欧洲联盟、中国、俄罗斯、日本和印度，将来可能还有巴西和南非，或许再加上某个伊斯兰国家，将是世界舞台的主要活动者。在人类历史上，全球政治首次成了多极的和多文化的。

在这样一个多元化的世界上，任何国家之间的关係都没有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关係那样至关重要。如果中国经济在未来的10年或20年中仍以现在的速度发展，那幺中国将有能力重建其1842年以前在东亚的霸权地位。另一方面，美国一贯反对由另一个强国来主宰欧洲或东亚，为了防止这样的情况发生，美国在本世纪参加了两次世界大战和一次冷战。因此，未来的世界和平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依赖于中国和美国的领导人协调两国各自的利益的能力，及避免紧张状态和对抗升级为更为激烈的冲突甚至暴力冲突的能力，而这些紧张状态和对抗将不可避免地存在。

我于1993年发表的文章在中国和其他地方被批评为可能提出了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即文明的冲突由于我预测其可能发生而增加了发生的可能性。然而，任何预测都不是自我实现的或非自我实现的。预测能否实现依赖于人们如何作出反应。50年代和60年代，许多严肃的和信息灵通的人士认为苏美之间的核战争实际上不可避免。但是这场核战争并未发生，因为人们意识到了它的可能性，并推动了武器控制和其他安排来确保它不发生。我所期望的是，我唤起人们对文明冲突的危险性的注意，将有助于促进整个世界上“文明的对话”。欧洲和亚洲国家最主要的政治家已经在谈论需要抑制文明的冲突和参与这样的对话。我所主持的哈佛国际和亚洲研究会正在积极地提倡这一努力。我相信，我的着作在中国的出版将鼓励中国领导人和学者做同样的事情。

塞缪尔·亨廷顿

1997年12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