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行工校是根据党中央的战略思想，在彭德怀副总司令和左权副参谋长亲自指导下建立起来的。总部委任军工部部长刘鼎兼任校长。它的建立在军工教育史上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太行工校是抗日军政大学总校特科大队的延续和发展。1940年4月，“抗大”总校在山西省武乡县纪家坪村成立特科大队，专为我军培养特种兵技术干部，刘鼎任大队长兼政委。同年5月，总部调刘鼎到军工部任部长，特科大队的30多名教师和干部也随后调入，于6月10日到达军工部，组成通讯研究室，9月扩展为“乾训队”，1941年正式成立太行工校。

太行工校继承和发扬“抗大”的优良校风，结合技术教育的特点，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首位，坚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和勤俭办校的方针。在教学上坚持理论和军工生产实际相结合，坚持“学以致用”和“少而精”的方针。在师资队伍的建设上，集中了一批留学生和大专毕业生担任学校的各级领导和教师，这批人约占军工部同类技术干部的三分之一。教师在极端困难的战争环境中辛勤教学，学生自觉地刻苦学习。全校师生同甘共苦，齐心协力，努力把学校办好。太行工校既是一个教学单位，又是一个半武装队伍，师生一手拿书、一手拿枪，边学习、边战斗，在战斗中接受锻鍊，增长才干。学校经历了日军的七次残酷“扫蕩”，师生的基本队伍不仅保存下来了，而且锻鍊得更坚强。在反“扫蕩”中，全校师生为保卫军工部领导机关的安全和保护兵工器材，作出了贡献。

太行工校从正式诞生，到1943年9月奉命停办，在这3年中，为军事工业培养了近400名中级工业管理干部和技术干部，支援了军工建设。

太行工校从建立到停办，经历了四个时期：

为解决军火生产的专业人才，1940年9月，彭总指示军工部开办工业学校，吸收青年和有知识的工人参加学习，少至几十人，多至200人。9月下旬，军工部以抗大特科大队和从冀中军区调入的部分干部为基础，在黎城县下赤峪村成立军工部干部训练队，简称“乾训队”。“乾训队”由李非平任队长兼工科教员，厉瑞康任政治指导员兼党支部书记和政治教员，学员共有70余人，队部下设两个分队。

1941年是总部军事工业大发展的一年，军工教育事业也随之发展。年初，“乾训队”奉命从下赤峪村搬到黎城县看后村，筹备成立太行工业学校。三四月间，总部从各地选调学员96名，陆续来到看后村，5月太行工业学校正式成立。7月，军工部任命李非平为教务主任；厉瑞康为副政治指导员；夏明为教职干部党支部书记。开学后，总后勤部部长兼政委杨立三曾到校视察，鼓励师生把学校办好。

7月中旬，专二班、普一班和普二班学员到武乡县柳沟和显王兵工厂举行铸锻工种的认识实习。同时为了解决长途背粮的困难，太行工校一度迁移到武乡县河不楞村进行教学。预科班的大部分到兵工厂去学徒，会计班毕业后分配到工厂工作。

9月，学校搬回黎城县西头和南陌村，两村相距很近，又靠近军工部机关所在地赵姑村，能够取得领导的及时帮助和指导。

10月，军工部为了加强学校的领导和充实师资队伍，任命柳沟铁厂副厂长刘致中为副校长，主持学校全面工作，4所所长陈志坚到校任教。他们两位都是北洋大学毕业生，抗日战争前曾任工程师，刘副校长还兼金属材料教员。数学教员赵黛娥、管理股长关世杰、管理员叶红云也先后调来学校。此时，学员也有新的增加，全校人数达到176人。其中：干部教员25人，战士（工勤人员）21人，学员130人。除原有班次外，又增加了普三、普四两个班。撤销了排的建制，实行了班主任制度。班主任由任课教员担任，学员中有党支部，班主任和党支部密切配合，管学习、管生活、管思想，保证教学任务的完成。

1942年2月，反“扫蕩”结束后，学校迁移到辽县泽城镇，和军工部机关驻在一起。在这个时期，为了进一步加强学校的领导和教学工作，军工部调3所教导员张弥到校任政治教导员，并派张培江、牛宝印、柴毅3位大学毕业生到校任教员，学员也有增加。

根据党中央和总部关于精兵简政的指示，总部军事工业1942年下半年精简了55%的职工。为了保存和培养干部，军工部从部机关、各兵工厂选派了近200名有培养前途的职工到学校学习，校址于7月迁武乡县温庄村。新入学的职工按工作性质和文化程度编班，干部编入各专业班，这时增设了工会干部和政工干部训练班；工人编入新成立的工人训练队，简称“工训队”。工训队驻大名村，与温庄相邻，由军工部器材处吴贵祥任队长。这时全校人员增至317人。

在这个时期，学校领导配备比较齐全。军工部委派工程处副处长陆达（德国留学生）任副校长，主持学校全面工作兼冶金教员。委派青城铁厂教导员贾晓东任副教导员兼总支书记。

这个时期，军工部一批受过高等教育的技术骨干郭栋才、唐英之、王锡嘏、牛治华、封域中、曹石甫以及任力之和吴宗焕等人先后调入学校任教，分别担任工科和基础技术课教师，并调1所教导员张先进任政治课教员。

1943年3月赵云鹏为教导员，吴贵祥为校务主任。由陆达兼任教务主任。同月工训队从大名村迁移到温庄村，随之撤销了工训队的建制，并根据党中央精兵简政的精神，调整了班级，精简了部分教职员工，到4月6日，全校由327人减到272人，减少55人。

1943年6月14日，敌人进占蟠龙镇，距太行工校驻地温庄只有4公里，直接威胁学校的安全。因此，太行工校撤离温庄，迁移到黎城县井上村一带生产渡荒，学校从此停课。在这个时期，全校又减少15人。9月2日，朱德总司令和叶剑英参谋长致电彭德怀副总司令和滕代远副参谋长，要求从晋东南抽调各种兵工工人和技师，只要政治上比较可靠，数量越多越好，设法送延安分任军工工作。9月15日，杨立三副参谋长指示军工部，工校学员原则上开赴延安。9月18日，军工部决定太行工校停办，并于9月20日将全校257人重新作了分配。

太行工校的培养目标，在建校时就非常明确，它不仅培养一般的技术人才，而且培养技术管理干部。在当时主要是为了解决军事工业改革管理体制所需要的干部。彭总指示：“不能用管理部队的办法管理工厂。”据此，军工部进行工厂管理体制改革，迫切需要技术管理干部。当时由于敌人的严密封锁，从敌占区和蒋管区投奔根据地的工厂技术干部和管理干部很少，这类干部只能依靠自己培养。学校的专业设定，军工部明确规定为机械专业、化工专业及其管理干部。

1941年，为在根据地开展地雷运动，学校举办了两期爆破训练班，学员是各县、区的武委会干部主要讲解地雷的製造和使用。

太行工校的教学方针是理论和生产实际相结合，课堂教学和工厂实习相结合，注重实际、学以致用，特彆强调熟练。刘鼎部长明确指示：“工业贵于套用，工校的校训是实际。要套用，要实际，必须从熟练上通过，学得熟练，自然就套用上了。工校学生的基本课程要熟，要有一门或二门特长的学科;每个学员要熟练珠算的加减乘除，会计算工账。要经过一次由部主持的百分考试，考其能否套用到工厂一般工作中去，百分考试不及格不得毕业。”为了贯彻上述指示精神，工校领导决定在学员中开展学习实际化、生活集体化和思想政治化的3项活动。

1941年5月，根据各科学员的入学程度，制定了学习年限和教学计画。预科3个月，毕业后升入普通科;普通科6个月，毕业后升入专科;专科8个月毕业。各科学员在学习期间，有一次认识实习，毕业前均有一次生产实习。

1943年4月初，根据各班教学进展情况，修订了教学计画，专科各班文化专业课占83%，政治课占17%，每周4学时。

工厂实习是重要的教学环节和教学形式，通过实习，使学员锻鍊独立工作能力，学会组织管理生产，培养劳动观点。太行工校对组织学员到工厂实习十分重视。

1941年下半年，专一班到工厂实习钳工，全班20多人分散到军工部1所、2所和军工机械厂等3个单位。学员按照实习计画，向工人师傅学锉稜角、锉平面、锉六方、钻孔，进而学做角尺、卡钳，然后学做产品。经过几个月的实习，学员的钳工操作技术达到了3年学徒的水平，受到工人师傅和工厂领导的好评，有的学员还被评为模範学徒工。1943年4月初，专二班到柳沟铁厂实习翻砂，不仅学习了翻砂知识，而且学会了翻砂的操作技能。（资料来源：档案馆馆藏资料《军事工业·根据地兵器》）

在抗日战争时期，教学条件十分艰苦，学校没有校舍、教室、桌、椅、实验室和教科书，甚至没有黑板、粉笔、铅笔，纸张也是很缺乏的。为了完成教学任务，保证教学质量，教员们认真地教，学员们刻苦地学，用艰苦朴素的精神克服了重重困难。

课堂讲授是教学的主要环节和基本形式，师生们在大院里、大树下和窑洞里上课。门板当黑板，石头或背包当坐椅，膝盖当课桌，在这种情况下课堂秩序和学习劲头依旧很好。太行工校教员的教学水平相当高，讲原动力的教员郭栋才，从日本东京工业大学学成回国后，弃教从军，投奔根据地，参加了军事工业的建设。1942年调太行工校任教，在学校一无课本、二无资料的情况下，他编写出一本本的讲义，这些讲义内容深入浅出，讲解生动具体，教学效果很好。其他许多教员也是如此。在这样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教员根据“少而精”和“理论联繫实际”的原则，并考虑学员实际情况，明确基本要求、重点和难点，进行认真地备课。讲课时，注意直观教学，力求做到概念明确，条理清晰，重点突出，基本理论和法则讲深讲透，使学员们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丰富的知识。学员没有课本，全靠课堂上作笔记。教员讲，学员听，听不懂再讲，听懂了就做练习题。

学校没有寒暑假，只要敌人不“扫蕩”就坚持上课。在反“扫蕩”过程中，利用不打仗不行军的空隙，仍抓紧时间上课。1942至1943两年，太行区遭受严重旱灾，粮食供应不能保证，师生口粮由每人每日0.75公斤降到0.44公斤(合旧秤14两)，大家常常以野菜和树叶充饥。后来为生产自救，学校组织开荒80余亩，边学习，边耕种，渡过了灾荒。

为了适应战争环境，学校订有两套计画，即平时的教学计画和战时的反“扫蕩”计画。学校有一支几十人的武装自卫队，队员是从各教学班挑选出来的，要求政治好、身体好，多数是有战斗经验的共产党员。他们平时在教学班里学习，并抽一定时间进行军事训练，战时按照自卫队的编制全部集中起来，做到“召之即来，来之能战”。工校自卫队，不仅是学校的护卫队，而且是军工部机关的警卫队。在反“扫蕩”中，军工部机关和太行工校一起行动，工校自卫队听从军工部的调动，保护军工部机关和首长的安全。

1942年2月初，敌人进行年关“扫蕩”。工校随军工部已经安全转移到黎城县白寺峧村，黄崖洞水窑一所的职工把机器埋好后已经转移，但有一大批钢丝、锯条、锉刀、锋钢和黄色炸药等器材存放在黄崖洞里，很不安全，这些东西是冒着生命危险从敌占区搞来的，是根据地的奇缺物资。彭总指示要把这批器材搬出来，军工部决定派工校自卫队返回黄崖洞完成这项任务。当时，敌情很严重，时间很紧迫，进攻黄崖洞兵工厂的敌人已经从后山下来，工校自卫队冒着生命危险，完成了抢救贵重器材的任务。

1942年5月19日，敌人集中两万多人，对太行区大举进攻。太行工校驻在辽县泽城，反“扫蕩”开始后，随军工部一起转移，当夜驻在尖庙村。自卫队班长杨瑞峰后半夜带班换岗时，发现敌情，接岗的韩修学被敌人抓住，在紧急情况下杨鸣枪报警，村里师生听到枪声，急速转移，敌人偷袭扑了空。

5月25日，工校师生转移到了辽县十字岭，总部机关也在这里，敌人对这个地区进行“铁壁合围”，左权副参谋长在指挥战斗中英勇牺牲。太行工校冲出了包围圈，在这次突围中副校长刘致中英勇牺牲。普二班班长、共产党员吴剑英带领几位同学，在山沟里转移，因为情况不明，怕同敌人遭遇，他对大家说：“我与你们拉开距离，我在前，你们在后，如果遇到敌人就拉响手榴弹，你们听到响声，就向后转。”当他在前面探路遇到敌人包围时，立即拉响手榴弹，壮烈献身，他用自己的生命保卫了同学们的生命安全。

太行工校办学3年，培养了一批军事工业技术管理干部。这批学员出校后，参加了太行区、太岳区和延安的兵工事业。全国解放初期，他们先后下山.奔向全国大中城市接管工厂，成为工业战线上的一支骨干力量。

抗战胜利后，为继续培养军工管理干部和技术人才，1946年2月，太行工业学校在山西省长治市恢复，改名为长治工业学校，负责人牛宝印，学员有100多人。教学基本沿用原太行工校的一套办法。1946年7月，蒋介石在全国挑起内战，学校被迫再次停办。

1949年初，解放战争即将在全国胜利，华北兵工本着既满足战争需要又兼顾未来的发展方针，进行了较大的调整。华北人民政府决定，在太原市再次建立兵工职业学校，并于当年9月正式开学。邸耀宗任校长，厉瑞康任副校长。设中级部和初级一、二、三部，共有学员1600多人。1951年以后，学校经过几次调整，并几度改变名称，到1958年9月扩建为太原机械学院

1941年，八路军总司令部在太行抗日根据地创办的我党我军第一所兵工学校——太行工业学校，历经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洗礼，几经变迁，饱历沧桑，薪火相继。

1949年，学校迁入现址，更名为华北兵工职业学校，后又冠名为华北兵工工业学校，太原机械製造工业学校。

1958年，升格为太原机械学院。后经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批准，北京工业学院（现北京理工大学）4个常规兵器专业和瀋阳工学院（现瀋阳理工大学）2个常规兵器专业相继迁入，学校成为当时国内常规兵器专业最为齐全的高等学校，规模和整体办学实力也得到了充实和提高。后经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批准。

1961年，北京工业学院（现北京理工大学） 4 个常规兵器专业（火炮、自动武器、弹药、引信）的教师、学生、实验设备、图书资料等全部迁入该校。

1962年，瀋阳工学院两个常规兵器专业（火药、炸药）也相继迁入，使学校规模和整体办学水平得到了充实和提高。

1963 年该校划归国防科委直接领导， 成为当时的国防工业 8 大本科院校之一。

1971，年归属到第五机械工业部，同年7 月，奉本部军管会命令学校停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学校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和提高。

1993 年，更名为华北工学院，隶属于兵器工业总公司。1999 年，随着高校管理体制改革的推进，我校成为由成为工业和信息化部（原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与山西省人民政府共建的高等学校，标誌着我校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2001年学校六十周年校庆时，薄一波为学校慨然题词“人民兵工第一校”。

2004年6月经教育部批准更名为中北大学，学校由理工类院校向综合性大学转型迈出了坚实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