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民间团体“民间人权阵线”在2014年发起的七一大游行。

香港警方7月2日凌晨在中区进行了一个清场行动，拘捕了一批为数约500人，涉嫌未经批准集结及妨碍警务人员执行任务的示威者。他们占据了中区一些主要道路，破坏了公共秩序，令途经该路段的30多条巴士线和小巴线受影响。在警方多次劝喻及警告后，仍然拒绝离去，因此警方有必要进行拘捕行动，以儘快恢复有关路段以及整箇中区核心金融区的交通和秩序。

香港特区政府保全局局长黎栋国说，行动之中，警务人员以最专业的态度和最大的克制，适时採取行动，并顾及示威者的人身安全。警方设定了一个临时处理中心安置被拘捕人员，并会依照正常程式处理所有被拘捕人员。

2014年7月2日，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就美国务院一发言人对香港“七一游行”发表言论表示，香港政制发展是中国的内政，中国政府坚决反对任何外国以任何方式干涉，希望有关国家停止对香港内部事务说三道四。

在当天例行记者会上，洪磊说，香港回归17年来，“一国两制”方针和基本法得到了贯彻落实，香港居民依法享有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得到充分保障。根据基本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决定，2017年香港特首可由普选产生，特区政府正在依法循序推进相关工作。

2014年6月30日，《环球时报》发表社评《搞“七一大游行”不符合香港利益》，文章称：

香港“占中”人士发起的所谓“政改公投”（即6·20香港“占中公投”事件）29日宣布结束，组织者称共有“超过78万人”参加投票。这个数字受到相当广泛的质疑，很多人表示他们能够通过各种办法重複进行电子投票。次日就是七月一日，反对派呼吁已投票的香港市民参加“七一”示威游行，继续向中央施压。

在香港这样的游行是合法的，但是从搞“公投”，到组织“七一大游行”，再到筹划大规模的“占领中环”行动，这一切不断刻画、累加了激进反对派的“政治对抗者”形象，把香港社会的多元朝着分裂的方向推，这不符合香港绝大多数民众利益。

香港反对派本应是特别行政区内部的反对派，整个香港的政治运行机制由《基本法》确定，中央进行监督。但香港反对派中的激进力量如今把矛头对準了中央和《基本法》，从国家宪制的层面说，这是一种严重错位。

中央政府不久前发布的白皮书明确要求特首人选必须在“爱国爱港”人士中产生，激进反对派拒绝这一条件，暗含了敌视中央的人士也可参选的要求。如果中央对他们做让步，香港的未来将面临巨大不确定性。

香港激进反对派大概知道他们的这一要求不可能实现，他们似乎在把当前一系列行动当成对香港社会“反对派化”的动员过程。香港和内地不断有官员、学者呼吁，一定要避免内地社会同香港社会的对立，事实上，内地不存在推动与香港社会对立的组织性力量，内地舆论在对香港激进反对派进行反弹时，也都抱有这一自觉。

但香港激进反对派似在千方百计打造一部“战车”，要把儘量多的香港市民骗上这辆车，它的对撞目标就是中央和全国广大民众。我们想对香港市民说，别上这辆“战车”，别被激进反对派绑架，用香港的繁荣和你们的福祉给他们做筹码。

香港和内地一国两制，两边社会很难百分百地相互理解，但一个基本道理应当是清楚的，那就是搞尖锐的政治对抗决不会有好处，它对个人、某个单元和整个国家都是有害的。

最激进的人士在向人们灌输，通过极端对抗，香港社会可以实现利益的最大化。这是一种危险的鼓吹，这是要拿香港社会和整个国家的利益为实现他们个人的政治野心垫背。香港根本不具备搞他们忽悠的政治对抗的条件，但香港有少数人已在政治上走火入魔，他们乍一看“文明而理性”，实际却充满了偏执，他们的政治狂热程度接近了向社会喷射破坏力的沸点。

如今有极端人士在网上呼吁为声援“占中”，内地也应搞“占领深圳”，甚至“占领天安门”，没有证据显示这种呼声是香港“占中”人士发出的，但香港市民应当看到，一些极端力量是如何希望利用“占中”搞乱整个国家的。当然，这是他们一个不可能实现的狂想。

希望香港和国家都好的人们，应当为香港形成健康的政治生态儘自己绵薄之力。不用自己的参与帮助极端人士构筑“战壕”，帮他们製造“香港民意对抗中央”的印象。那不是香港需要的，那样带不来香港的“民主”，而只会破坏香港践行民主的社会根基。

内地人都乐见香港保持同内地不一样的政治制度，让一国两制真正落实。没人愿意看到香港“内地化”，它更不可能是中央的政策取向。极端人士宣称中央就是想打击香港的言论自由，阻止香港民主，只有通过“反抗”才能捍卫香港的未来，这是蛊惑。大家千万别上他们的当。

2014年7月2日，《环球时报》发表社评《香港现七一游行，国家不可能让步》，文章称：

香港1日再次上演“七一大游行”，人数据称超过往年，但各方统计差距很大。反对派很高兴，认为2014年的游行和之前的“公投”叠加了对中央的压力，是他们的“胜利”。两个香港学生组织1日晚提前上演“占领中环”，宣称要等到2日早香港特首梁振英上班，要求与他对话。他们的这一计画挑战了香港法律，构成对香港政府处置能力的考验。

七一游行已成香港新的“抗议性政治传统”，它的核心组织者是香港反对派，但实际参加者和他们的诉求都越来越多元化。内地跑出的“民运分子”、同性恋的支持者等，都会借七一游行彰显存在。还有很多人就是表达“不满”，或者只是想凑热闹，把游行当成派对和狂欢，疏解压力，共同製造了浩浩蕩蕩的印象。

反对派非常在意七一游行的人数，他们公布的数字每一次都比警方的实际统计多。内地看香港七一游行，一定要抱着释然的态度。游行人数的多少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香港社会情绪的面貌，但二者之间不是等号关係。香港的民意是複杂的，理性的基本面始终存在，反对派想通过街头行动影响政策制定，这决不应受到鼓励。

未来一段时间，香港反对派会加强各种抗议乃至“抗命”活动，争取中央围绕香港政改做出突破《基本法》的让步。香港普通市民很难完全搞懂《基本法》，反对派用“香港民主受到威胁”吓唬大家，能够迎合不少普通人的担心，从而把他们拉进抗议活动，营造对抗中央的声势。

香港社会如今的心态非常複杂，民主问题除了受到一般的看重之外，还成了一些人面对内地发达地区同香港差距缩小时的特殊心理支点。香港的生活水平长期高出内地一大截，很多人习惯了面对内地人的骄傲。如今很多优越感受到冲击，西式“民主”就成了那部分港人自我识别“最不同于内地”的东西。

在今天的价值观体系下，这类不同可能会让他们感到“骄傲”。他们会觉得，你们内地搞不了“七一大游行”，但我们能搞。你们重视政治上保持一致，我们却可以同中央“对抗”。这些对抗性活动让一些人感觉“高内地人一头”，他们未必很重视结果，但却愿意参与进来，从而受到激进反对派的利用。

内地和香港不同的政治制度看来注定会有一些交汇及摩擦点，如何驾驭两边的差别成为对国家的挑战。把香港乱鬨鬨的七一游行研究清楚，区分开激进反对派要求什幺，普通市民又在想些什幺，不被香港各种示威的阵势绑架，这样的稳健十分重要。

坚持《基本法》的原则与呼应普通市民的大量诉求并不矛盾，照顾香港普通市民的情绪不应以增加内地与香港民众的隔阂甚至对立为代价。国家对香港社会的满意度不必期待过高，对那里发生游行示威等要有足够的承受力。如果是这样，香港“七一大游行”就算不上什幺事，即使发生了局部警民冲突，也没什幺了不起。

只要参加游行示威的人确认通过这种方式根本不能让国家后退，这种抗议所凝聚的政治热情终将出现回落，游行示威就会变成香港日常的东西，作为一种政治文化维持不温不火的存在。因此，对“七一大游行”这类抗议，适应它们，不把它们太当回事，以及鼓励依法处置其中的违法行为，这应成为国家制定策略的基本出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