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朱林被分配到清江市闸口街道生产自救小组。这个生产自救小组，只有三四名家庭妇女，挤在一间租来的10平方米的房屋里，每天生产几十支低档毛笔。朱林毫不嫌弃这落后的劳动条件。她勤恳地工作，认真地製作好每一支毛笔。为了省时省钱，她不回家吃饭，饿着肚子赶製毛笔。一天忙到晚，每人只有6角钱的报酬。一年之后，生产自救小组推选朱林当组长兼会计。1970年初，朱林被调到丽华服装厂的前身闸口鞋帮厂任会计，厂其实和那个生产自救小组差不多，全厂共有30名女职工，几间旧厂房是租来的，生产鞋帮全靠手工做，没有一台机器。朱林把困难、艰苦当作是对自己的考验。她有账算账，无账干活，一刻不闲着。朱林想，这样手工做鞋帮既费力又不赚钱，要是有缝纫机那该多好啊。在她的建议下，姐妹们有的自筹资金买缝纫机，有的把家里的缝纫机带来，还有的向亲友借，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很快这个鞋帮厂居然破天荒地响起了机器声。由此，领导看出朱林是块“当官”的料子。1972年，朱林被任命为厂长。1973年，闸口综合厂濒临倒闭。办事处的领导及时派朱林去加强领导。朱林到任后，大刀阔斧地乾，不到一年，就使该厂起死回生。1975年，朱林被调回闸口服装加工厂继续任厂长。此时朱林的领导才能已趋于成熟，在有关部门领导的支持下，她甩开膀子干了。在扩建厂的日子里，白天，朱林和大家一起踏缝纫机，晚上和大家一起到几十里路外的郊区，用板车拉土填水塘、垫路面。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奋战，闸口服装加工厂终于建成了。1982年，闸口服装加工厂更名为“淮阴市丽华服装厂”。

1981年，全国针纺品订货会在上海召开。朱林得知这一信息后，喜出望外，认为大力推销产品的机会到了。她拎着一只装满本厂生产的童装、裤头、乳罩、围嘴等十几个品种的大箱子，兴沖沖地赶到上海。但是，由于没有邀请书，不能参加展销订货活动。虽然碰了壁，但并没有使这位倔强的女厂长气馁。她想，既然来了就要设法把本厂的产品在上海展示一下。于是，她在上海的一家小旅社租了一间房，把带来的服装样品一一布置在房间里。随后，请人写了广告，贴到订货会会场附近，盛情邀请各地客商光顾。然而，两天无一客商光临。直到第三天，才来了一位四川客商。朱林满怀喜悦的心情，对这位客户敬烟倒茶让座。谁知，这位财大气粗的客商，对挂在床头、墙上和摆在桌上、椅上的服装样品扫了一眼，讥讽地对朱林说：“你们厂的这些小玩意儿，还拿到上海来卖弄？”说罢，扬长而去。朱林气得眼泪在眼眶里直打转。朱林找到了本厂产品的市场——广阔的农村。生产多少服装，就能销售多少服装，产销形势空前大好。但是，朱林没有停止追求，她酝酿着新的冲刺。

为了提高产品质量，她率先在淮阴市实行了“五定一奖”的企业内部改革，为职工订了30多份国内外关于服装裁剪、服装美学的报刊杂誌、积极鼓励技术人员设计新服装。为了保证出口产品质量，朱林抽出4个班近200名职工进行技术练兵，儘管仅此一项就使企业减少200万元产值和10万元利润，但却换来了丰硕的成果。第一批出口的10万件服装，全部合格，创汇35万元。朱林没有被这初战告捷的胜利陶醉。她想，要是本厂有出口许可证，企业直接与外商打交道，那该多好啊。她想得出，做得出。为了办理出口许可证，她踏破主管部门的门槛，有时找不到人就坐在人家的家门口等。因超负荷的工作，朱林的糖尿病加重，经医生诊断，需要住院治疗。但是，这位倔强的女厂长把住院证装进了自己的口袋，就又为事业奔波操劳了。有时痛得厉害，她就抽空去医院检查一下，开点药就回来了。

1991年8月，朱林获得了省外贸和商检局联合签发的《出口服装质量许可证》。从此，丽华服装厂已销往美国、法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香港等六个国家和地区。该厂生产的丽华牌女套装，在1991年北京召开的国际博览会上获银奖，女式绣花衬衫获铜奖。朱林把人民民众当作自己力量和智慧的源泉。她定期走访本选区的单位，召开选民代表座谈会，集中听取各种意见；或挤出时间深入科室、车间、班组、居委会等，广泛听取民众的意见。有时为了徵求夜班职工的意见，她从晚饭后就下车间先与中班职工交谈，接着与夜班职工交谈。

朱林，女，淮安丽华服装厂长。自1988年以来，她所领导的淮安丽华服装厂先后被区、市、省命名为文明单位，连续两年被淮阴市荣记集体一等功。朱林先后被评为“江苏省劳动模範”、“江苏省三八红旗手”、“市科技先进工作者”、“市优秀共产党员”，并连续两年被淮阴市荣记个人一等功，朱林的事迹还载入了被全国妇联名誉主席康克清誉为“女中精英”的《中国女企业家名录》。1988年，朱林光荣当选为江苏省七届人大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