铺马圣旨也称御宝圣旨，用蒙古文字书写，每道圣旨上都分别标明起马数目，从一匹至十几匹不等；通常经由中书省奏準，颁发给诸王贵族以及中央、地方各官府，并填写领受官府名称，以限定在职责範围内使用。各官府领取的圆牌和铺马圣旨，由担任长官的蒙古人掌管、遣发。元初，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及行省、行台等官府有公事差遣，都可以自出铺马劄子给驿；至元十九年定製，一律凭铺马圣旨乘驿，诸官府不得自出劄子，仅经行水站者不用圣旨，仍从中书省出给船劄。此外，诸王也可以自发铺马令旨给驿，但他们滥发令旨遣使，严重扰害站赤，朝廷曾多次下令限制或拘收，始终未能禁绝。诸官府以圆牌或铺马圣旨遣使，一般需随附差劄（或称印信文字、别里哥文字），开列差遣事由、正使和随从员数、起马数目等项。站官验看圆牌、圣旨和差劄后，方能应付铺马、饮食。使者应按其使命由规定的驿路行走，不得绕道驰驿、乘机探亲访友或游玩，公事完毕，即将所领乘驿凭证纳还原发官司，不得稽留。乘驿人员应给的马、舟、车数目，视其官品高下、公事大小而多寡不同。其饮食分例（元代文献中常称为“首思”，系蒙古语■ihüsün的音译）也有规定：在驿馆住宿者，正使每日米一升，面一斤，酒一升，肉一斤，油盐杂钞三十文，随从只给米、面；过路者减半。冬月每日另给炭五斤。

元代驿传的弊端更甚于前代。泛滥给驿的情况一直非常严重，圆牌常被用于非军务差遣，如僧道宗教祈祭、捕猎、採办珠宝异物等，甚至发给斡脱商人往来贸易；诸王贵族官吏更常以铺马圣旨、令旨差人乘驿办理私事。使者往往恃势勒索站户，多取铺马、饮食；或违制急驰，超重驮载，以致损伤车马，却逼令站户补置。政府常不按时发下祗应官钱，至有连续三年不支者，遂令站户轮当库子（负责供应物资的驿站司吏）赔办供应；加以管站官吏聚敛侵克，差役不均，迫使贫难站户卖妻鬻子以应役。这些都造成站户逃亡，铺马短缺，驿传制度因而日益衰败。

传送公文的邮驿，称急递铺（简称递铺），基本上沿用宋、金之制。中统元年（1260）置燕京（今北京）至开平（今内蒙古正蓝旗东）、开平至京兆（今西安）急递铺，每十里或十五里、二十五里设一铺，每铺置铺兵五人，于各州县取不能负担差发的贫户及漏籍户充役，免其差发。不久即令各州县依例设定，与邻境所置铺相接，路府州县委正官一人提调。至元三十一年（1294），于大都置总急递铺提领所，秩九品，设提领三员；各路置总铺，设提领一员。至治三年（1323），又于每十铺置一邮长。初定中书省、六部、御史台、枢密院及各行省、行台行下公文及地方申省公文方许入递，其后扩大入递範围，凡中央各部门及地方各官府来往公文均可入递。传递办法：省、台、院及边关紧急重要公文，用木匣封锁，用黑油红字书写号码，并标明传送、承受衙门及入递时刻，随到随送。一般公文皆付承发司，按所投下处分类装封，每件系一牌，用绿油黄字书写号码，交铺传递。各铺收到入递公文，由铺司（铺兵头目）于铺历上登记文目及到铺时刻、传递人姓名，即令铺兵装裹停当，随带回曆一本，急速送递至前铺交割；前铺铺司验收后于回曆上籤押，付来人持回，随交本铺兵送往下一铺。如此依次传递至目的地，一昼夜需行四百里，急件五百里。铺兵腰系铜铃、持枪、挟雨衣，夜则持火炬，沿途其他人闻铃应为让路。除大都、上都间可递送御膳菜果外，其余急递铺只递公文，不许将物件及十斤以上帖册入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