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采:欢悦的智慧》在尼采的一生中处于中心的位置，它也是尼采採用哲学的叙述方式最成功的尝试。身为哲学家的尼采与科学对立，又以哲学家的身份抗拒艺术，同时也抗拒哲学家的语言。尼采处在艺术和科学的彼岸，为这个主题倾注了持续不断的热情，这部作品正是这种热情的成果。
《尼采:欢悦的智慧》提供了一种新的人类精神中关于科学和艺术问题的解决办法，尼采并不是要压抑和抑制科学和艺术，而是将二者置于一个美化的领域使之共存。

讽刺、阴谋与报复——德国韵律短诗序曲
卷一
卷二
卷三
卷四
卷五
附录：“自由之鸟”王子之歌

鑒于不同时期尼采思想的不同发展历程，同时也为了研究的方便起见，通常我们把尼采的全部正式出版着述区分为早、中、晚三期，其中第二期的起止年限是从1878年到1882年。在这五年时间内，尼采先后出版了三部重要作品，《人性的，太人性的》、《朝霞》以及《欢悦的智慧》。与早期的成名作《悲剧的诞生》相比，不论是在写作风格方面，还是在论述主题上面，这三部着作都迥然有别，研究界据此将之界定为尼采思想发展历程中的第二期，亦在情理之中。这三部着作虽说同为精湛之作，却各有其相关侧重点，不能一概而论。《人性的，太人性的》一书，因是尼采格言体的开山之作，又曾经受到读者包括尼采本人的格外垂青，似乎应当最受关注。可惜，说到思想的成熟性与重要性来讲，不论是《人性的，太人性的》，还是《朝霞》，都略欠火侯。严格算起来，此一时期的核心着作，仍要推这部《欢悦的智慧》。
在详细论述《观悦的智慧》之前，有必要先对所谓尼采哲学的“过渡期”说上几句。总体而言，这三部着述同属过渡期，既缺乏《悲剧的诞生》那样挥剑提刀，绝然斩断与千年哲学传统之间联繫的勇气与开风气之功，又没有《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为超人作正传，企图规划千年未来的雄心与定论之效，表面看来仍不过是些泛泛而谈，浮夸不实之论的收罗与结集，充其量只能当作茶余饭后的消谴与谈资，全无深入阅读，细密梳理的必要。这种断言符合通论，不能说全无道理。只是在领会尼采思想过渡期的独特意义之前，贸然写下这些断言，又未免略显草率，难以真正让人折服。如果我们细观这三部着述，则会发现，其典範性的格式体书写风格，构思的功效与美感并重；极为宽广的问题视域，艺术到哲学无一不收；颇具启发性的论述节奏，点到为止却又发人深省的洞见，凡此种种最终使得它们超出了过渡期的简单限定，而成为尼采思想发展史的又一独具风格的里程碑式着述。此外，即便单纯以思想的过渡期的眼光来看，尼采的这些着述亦不容忽视。思想的过渡期同样有其独特的价值与意想不到的魅力。鑒于尼采早期和晚期思想之间的巨大差异，这就尤其衬托出其过渡期作品的重要性；同样，鑒于此一时期着作的格式体写作风格，使得研究者无法轻易抓住其思想的真义，导致卷轶浩繁的尼采“注释学”的兴起。不过，对于普通读者而言，在享受尼采的美文美思之外，只需对下述两点稍加留意，便绰绰有余。其一，相对于早期的思想，过渡期可视为一种修正，视为尼采自身对早先观点的利弊得失的详尽分析；其二，相对于后期的定论，过渡期可看作一种萌芽，是尼採在新观点尚不自信时的牛刀小试与锋芒初露。学术研究以分析思想流变为重心，过渡期自然成为尼采学术研究者的至宝。
关于中期对早期的修正，我们可以举“日神和酒神”这一对着名概念为例——《悲剧的诞生》中大受推崇的酒神与日神之间通过辩证法所保持的微妙平衡，由于此时的尼采把知识论的根源上溯到道德，进而一意强调道德的对立面“本能”的具体功效，而本能的含义正与酒神的迷狂放纵精神相呼应，因而不知不觉之中，酒神的地位得以大大提高，使得早期的酒神与日神间的平衡最终被打破，酒神越过日神，成为两神中的主导力量。当然，这并不等于说，此时的日神就完全遭到了抛弃。因为过渡期的特点正在于喜新而不厌旧，日神的象徵意义在于梦的幻想力与艺术的造型力。当尼采把酒神的本能象徵意义放大之后，日神的艺术力量已经难以与之并驾齐驱，尼采并未因此选择径直将日神加以抛弃，而是另行将日神从两神的辩证法中分裂出来，将艺术造型力重新塑造为艺术与哲学的“视角主义”。换句话说，在尼采看来，世界没有本质可言，有的只有各种不同的解释与视角，而艺术正是充当了这一重要的角色。当然，细心的读者会发现，为了追求理论的一贯性，后期尼采完全抛弃了日神，而把原属日神的这一艺术造型力，同样赋予了酒神。
而对于中期向后期的过渡，说到例证，“求生存的意志”和“求权力的意志”，当然是不二之选——尼采自少年时期起，即痴迷叔本华的《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深受其影响。这种痕迹，终尼采一生都不曾完全消退。尼采思想的变迁发展，当然可以用尼采自身在不同主题间的转变加以正面论述，不过，基于尼采与叔氏的密切关係，我们亦可以用其对叔氏的相关思想的态度变更为坐标，从侧面对这种变更加以界定。而这其中，从“求生存的意志”到“求权力的意志”的转变，是极为关键的一点。我们知道，叔本华将人的一切理性与意志归结为求生的意志，认为理性没有独特价值，只是物种为了自身的延续而发明的生存工具。受之影响，尼採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赞同这一观点，并根据不同情境，用自身的独特笔法对之进行发挥。即便在《欢悦的智慧》中，这样的情况仍然存在。不过，取代“求生存的意志”，“求权力的意志”出现了渐渐占据上风的趋势，这一点尼採在1887年《观悦的智慧》印行第二版时，为之增补的第五卷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当然，即便在第一版的四卷中，这一点业已有所体现。由于“求权力的意志”在后期尼采着述中，以及在尼采整个思想体系中的关键地位，《观悦的智慧》让此两者共存，且后者逐渐占据优势的迹象，足以表明此时的尼采已开始摆脱叔氏的影响，尝试确立自身的思想体系。
不过，对于尼采研究界而言，《欢悦的智慧》之所以重要，除开上述原因之外，还在于其首次明确提出“上帝已死”这一主题，并首度界定了尼采后期的核心问题——“虚无主义”。而“虚无主义”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尼采的主要解读家，不论是德国的海德格尔，还是法国的德勒兹，抑或是美国的罗森，都以之为基点，对尼采的思想进行整体式的发掘与解读。简言之，海德格尔认为尼采只是打倒了基督教上帝的权威，但并未能深思以至颠覆哲学的基本运思範式，依旧停留在“虚无主义”之中；而德勒兹则认为尼采通过对存在之“多样性”的肯定，业已摆脱了形上学和“虚无主义”；罗森则从政治学出发，指出尼採在破坏和创造新世界之间存在原则性冲突，断言尼采式克服“虚无主义”尝试的失败。
海德格尔的“存在论”解读确信，尼采哲学仅是完成了“主体性的暴动”，对存在问题始终未曾运思，因而其对虚无主义的克服仅是对虚无主义的完成。海氏进而断言尼采通过将“存在”转化为“价值”，完全掩蔽了理解“存在”的可能性。价值思想于是就是纯粹的虚无主义。德勒兹的“后现代”解释，则认为尼采通过对“多样性”和“生成”的清白辩护，使得肯定的力战胜否定的力，最终克服了虚无主义。而罗森“政治学”解读断言，“尼采试图将康德对世界构成的理想化描述与柏拉图认为哲学家是了解人类本性、懂得如何划分其基本类型的等级顺序的预言家和立法者的观念结合起来”，这种不成功的尝试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其对虚无主义的真正克服。凡此种种，均有其特定的理论缺陷，不足以为尼采哲学盖棺定论。
尼采将苏格拉底看作理性主义的发起人，把柏拉图看作“两个世界”的划分者，认为西方哲学从此处于“柏拉图主义”的统治之下。从此一角度出发，尼采认为西方哲学史就是一部虚无主义展开史，要想对之加以克服，只能通过“重估一切价值”，通过对“两个世界”的翻转来加以实现。但是，如果尼采就此止步，我们可以说海德格尔对尼采的批评是中肯的，尼采依然停留于传统形上学之中，他无法从根本上克服虚无主义。问题在于，尼采并未就此止步，对理性主义的把握仅是其研究工作的第一步。通过对道德现象的研究，尼採在理性主义的根基处发掘出“道德信仰”，每一种理性证明后面总有一种道德信仰为其支撑，因而克服虚无主义的关键不在于克服“理性主义”，而在于克服其根基——“道德主义”。海德格尔囿于自身的哲学框架和关注点，完全不顾尼采哲学的这一重要维度，所以他的解读虽极富启发性，但就尼采哲学的思路把握方面尚有其不当之处。
德勒兹的“后现代”解读就表面而言似乎最合尼采本意，因为尼採在各个场合均大讲特讲“肯定”与“否定”，认为道德的问题在于将外在价值标準置于人类生命之上，并对之作了无理的要求与规定，从而败坏了生命的健康本能。否定的胜利造成了虚无主义的盛行，现在目标在于如何实现肯定对否定的胜利，为此德勒兹在尼采那里寻找出四个阶段，“狄奥尼索斯一阿里安，或者二重的肯定；‘永恆回归’或者加倍的肯定；超人或者肯定的类型和产物”。经由这四个阶段，尼采使得肯定的力重获优势，实现了对虚无主义的克服。这种解释的好处在于将尼采哲学从纳粹的影响下拯救出来，为尼采哲学在二十世纪的流行奠定了基础。但是这种解读的缺陷亦很明显，尼采对道德的考察使其进一步达至对“本能”的研究，“本能”方面所蕴含的残酷性却是任何打扮与化装都难以掩盖的，德勒兹对这一点所作的巧饰不能令人满意。
罗森对这一点非常清楚，因而他一上来就要说，“尼采可能在致力于一种虚无主义修辞”，比如“人们可以通过坚持有益的、具有解放性结果的观点：‘一切均被允许’，致力于虚无主义修辞；相反，人们也可以运用修辞，隐蔽虚无主义已发挥作用却未被意识到的破坏性结果”。罗森通过对这种修辞的强调，试图证明，在尼采的“混沌说”和“创造说”之间，存在着一段论证脱节，这一论证空白使得尼采的“创造说”的说服力大受影响。然而，所谓“创造说”即是尼采的“本能主义”等级制、贵族制，即是两类人的战争与遴选。罗森的研究最终将尼采哲学把握为诗对哲学的胜利，从而淡化了尼采哲学的残酷面目。然而罗森的说法要能够成立，除非我们认为尼采确实有意玩弄两种修辞，而有关这一点的论据显见不足。
就一般思路而言，既然“虚无主义”发端于“最高价值的自行贬值”，最高价值的缺位，那幺只要重新恢复价值的原有地位，或者寻找一种新价值填充进去，“虚无主义”自然就被克服了。但对尼采而言，问题并非如此简单。因为此种“最高价值”的确立有赖于两个世界的划分，尤其有赖于“超感性世界”的真实无妄(或者说是对它的绝对信仰)，可惜自黑格尔哲学解体之后，这样的划分显然已经不可能。缺乏这样的划分结构，最高价值就无法恢复其原有地位，任何一种新的价值填补亦只能是一种自觉不自觉的自欺欺人。
相反，尼采的过人之处在于其彻底把握了传统形上学的基本结构，并断言任何形式的修修补补都是徒劳的，对虚无主义的真正克服必须首先放弃这样一种基本结构。尼采之所以主张坚决抛弃这种基本结构，不仅在于其通过认识论的考察(一切均是解释)洞察了“超感性世界”的虚妄性，更在于其发现，在这种二分结构的底层隐藏了一种道德考量，即求“存在”、求“统一”的道德诉求。在尼采看来，这样一种道德诉求只能出于一种本能(权力意志)的低下，弱者的天性使然。非但如此，此类弱者反而把握了社会各个门类的要津，并以道德之名，对与之相反的强者类型实施迫害(使其自残与内疚，最终自行消亡)。因而在尼采看来，在这种情况下，对“虚无主义”的克服就不单单是从学理上对形上学结构的简单摒弃，而是两类人之间关于统治权你死我活的斗争(正是出于对两类人划分的需要，尼采引入了“权力意志”)。因为只要弱者当权，这样的抛弃就不可能实现，各种候补式证明就会不断被提出，以便延续形上学的伎俩，进而巩固对其有利的道德。但是强者从来就不曾有过对“超感性世界”或“最高价值”的需要——即便有，也只是在道德的压迫下产生过虚伪的需要。道德的本质一经揭穿，其合法性一经捅破，这种需要旋即烟消云散。因而克服虚无主义的更深层问题不在如何抛弃“形上学基本结构”，而在于怎样克服“道德压迫”，而“道德压迫”的施行者即为现今的统治者，他们本能虚弱，权力意志低下，因而需要运用“道德”为其辩护，并藉助“道德”压迫强者。
因而，为了克服虚无主义，尼采异常强调本能(权力意志)的重要性，进而主张按照本能的排序，在各类人等之间重新划分等级，力求恢复前苏格拉底时期的贵族制，以期实现西方文明的再造。这方是其为虚无主义开出的最终药方。纳粹的暴行可看作是对尼采哲学的一次不完全实践，藉此引发了人类史无前例的灾难，就这一方面而言，不论怎样修饰，尼采哲学都难辞其咎。另一方面，针对西方文明的虚无主义危机，尼采通过对西方文明源头的重新考察，呼吁开出第二条发展路线的创举却大大影响了二十世纪人类思想走向，引发了新一轮更深层次对人类自身文明处境的反思，在这一方面，尼采可谓功不可没。
更重要的是，伴随西方文明的经济扩张，西方文明的一己思想处境正不断演化为世界文明的共同思想处境，西方的命运正扩展而为世界性命运。在此背景下考察尼采对西方文明的诊断，分析其对虚无主义的克服，就不单单是一种论人家是非，更是对我们自身前途命运的一种担忧与警示。其意义广大深远。
总之，不论是为了把握西方文明，还是为了理解尼采，《欢悦的智慧》都是一部必读之书。
是为导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