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文化是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由此解释何以西方的科学技术发达，印度的出世、禁慾观念发达，而中国人的“住世”观念发达。作者认为，人类文化的发展必然要有一个根本变革，即“由第一路向改变为第二路向，亦即由西洋态度改变为中国态度”，因为“住世思想之最圆满者无逾于孔子”。

梁漱溟关于中、西、印文化三路向的说法虽然只是一种直觉，但在当时却起到了“震撼”的作用，尤其是他对中、西、印不同文化路向的分析与说明，一下子避开了“全盘反传统”的锋芒，“使中国知识界感到迷惑，不知道应该怎样作出反应”；而对于一贯坚持文化主体性的现代新儒学来说，这种不同路向的分析与说明却起到了唤醒的作用——唤醒对中国传统文化之民族特色的注意。所以，熊十力以“中流砥柱”来讚扬《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在当时所起的作用，牟宗三也讚叹《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是一部“深造自得之作”；而美国学者艾恺则认为，《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不仅“引起了东西文化的争论，并为1923年的科玄论战準备了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