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文豪父亲太宰治光环的小说家津岛佑子

写出日本与台湾殖民关係的小说

殖民地的日本人就像是无根的浮萍，乍看自由，其实过着濒临窒息的漂泊生活。

殖民地的人民宛若柔弱的少女，被来自外部如野兽般的男性所蹂躏？

雾社事件过后三年，终于找到莫那鲁道化为白骨的遗体。在此新闻被大肆报导期间的某一天，与丈夫明彦相依为命来到台湾的美世，梦见年幼的自己与父亲一起走在山里：「相当熟悉的父亲背影」，但突然响起枪声，啊，对了，或许这是莫那鲁道，美世这幺想着。因为这里是台湾的山林嘛。美世对于与明彦在台湾的生活感到彷佛「丧失了自己的领土」般穷途末路；梦中已化作白骨的莫那遗体，就像是过世的父亲为了安慰、鼓励女儿美世而再次出现在眼前……

小说的主人公日本女性莉莉 / 茉莉子，透过七十年前的书信与日记，与一九三○年代旅居殖民地台湾台北、同样经历丧子之痛的阿姨美霞 / 美世产生连结；作者以台湾原住民动植物传说编织筛网，重新捕捉雾社事件与当时日本人的殖民地生活面貌，并藉由两位女性丧子、失婚的生命经验，描绘统治者加诸殖民地人民、男性加诸女性的「太过野蛮的」行径。

本书自二○○五年动笔，至二○○八年完成。津岛佑子亲赴台湾取材探查，对考据巨细靡遗，从植物、昆虫到台湾新旧地名与地理位置，一一细心记录。以过去与现在、现实与梦境交错的叙事手法，探讨三○年代日本人以什幺样的意识生活在殖民地，呈现出家庭、性爱与殖民统治无法切割的複杂交叠。非「家国」视点的女性个人生命史书写更为传真，让人动容。「如果不知道他们是如何以支配者的身分生活在当时的殖民地，身在战后的我们也无法理解这到底是什幺样的悲剧。」

小说的目的并不在谴责日本殖民地主义过去的丑恶。不论美霞或是莉莉，还是在旅馆所结识的台湾人杨先生，都拥有着因为无法拯救自己的孩子，而「让他（她）死去」的共同体验与记忆。他们一边背负着无法承受的记忆，同时从目前的意识中将之消解。「如果不能疏离记忆和意识，我们就无法活下去。」

关于《太过野蛮的》

对原始母系社会的幻想动摇了男性中心的民族国家框架，以殖民地台湾为舞台的《太过野蛮的》中，对于国家暴力，对于殖民地、台湾原住民所行使的男性原理与男性加诸女性的男性原理，事实上是同理可证的共犯关係，有极为巧妙的结合式呈现。而这也是作品中为何当女主人公美霞在身心面临崩溃的临界点时，莫那鲁道的声音与幻影便无时不刻的出没。作者也指出E.M.佛斯特的《印度之旅》对于自己书写这个作品时有极大的启发，也就是「性」与「殖民地」二者的密不可分的关係。这个作品的主题结合了「雾社事件」与殖民者女性的视点，时而平行时而交错的描写手法，与战后触及「雾社事件」的日本小说多以「政治正确」的反省笔触大不相同，也可说是现代日本文学在战后重新编织殖民地台湾记忆的全新呈现。作者本身对于「雾社事件」的描写目的强调绝非是「事件报告的书写以及正确地还原事件原貌」，而是试图理解这样的惨剧是遭受如何的国家（男性中心）暴力压迫下才产生的缘由。

这个作品在津岛文学中另一个象徵意义是──男性形象的变化。作品中登场的台湾人男性杨先生背负着曾经失去妻子、孩子的伤痛，不仅对后来非亲生的女儿视为己出，也让另一位女主人公莉莉自然的敞开心胸，对他诉说自己的丧子之痛，而这是津岛文学当中从未出现过的父亲角色。至此，我们可见津岛文学当中父亲太宰治的亡灵在经过岁月的净化除魅下，已经逐渐远去，对父亲抛弃襁褓时期的自己转身离去的怨气，在这作品当中已经有了和缓的迹象。

津岛佑子

1969年开始以笔名津岛佑子投稿《三田文学》，1972年与1973年以〈孕狐〉与〈瓶中的孩子〉入围第67回以及第69回芥川赏候选作品之后，连续囊括日本文坛具代表性的多项文学奖。

1991年2月参加反对波斯湾战争文学者集会，8月参加文学者与科学家共同国际会议，针对日本文学一直以来抹煞艾努口传文艺的问题发表演说。同年9月赴法国，在巴黎大学东洋语言文化研究所(INALCO)硕士课程讲授日本近代文学。

2001年起组成作家团访问韩国、日本等地作家进行交流。2003年发表《奈良报告》，2004年该作品获艺术选奖文部科学大臣赏、紫式部文学赏。2005年11月担任台日作家团团长，率领作家松浦理英子、中泽惠以及星野智幸等参加台湾东吴大学作家研讨会，并与台湾作家朱天心、舞鹤、夏曼．蓝波安等进行交流。2008年发表以1930年代台湾为背景的小说《太过野蛮的》。

目前正执笔讲谈社创社百年纪念作品，内容取材自中亚吉尔吉斯的英雄叙事诗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