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期间，迁政信以兇狠残忍着称。据说，他最恶劣的事迹是在缅甸和其他几名日本军官吃了一名英国俘虏的肝。

1945年日本战败后，由于与亚洲战场上几乎所有集体屠杀事件都有牵连，尤其是作为“巴丹死亡行军”的主谋，迁政信成为被美、苏、英、法、中五国悬赏捉拿的甲乙丙“全级战犯”。迁政信为了逃脱审判，先后潜逃到泰国、印度甚至中国昆明、重庆等地。在泰国曼谷期间，迁政信甚至剃光了头髮，乔装成僧人，龟缩在曼谷一处日本人骨灰堂。

1948年，迁政信返回日本。

1949年，迁政信摆脱了战犯嫌疑，被从战犯名单中拿掉，开始为驻日美军陆军参谋二部工作。之后又于1952年和1959年先后当选日本众议院议员和参议院议员。就是这样一个罪行滔天的日本战犯，因被认为是有价值的情报人员，居然被美国情报部门召为幕僚。

1961年，作为参议院议员的迁政信在寮国神秘失蹤。7年后，东京家庭法庭宣布迁政信死亡。但也有日本研究者称，迁政信是在1971年在关岛被暗杀。也有人说他是在寮国被老虎生吞了。

生于日本石川县江沼郡东谷奥村山中町（现加贺市山中温泉）。家境贫寒。

幼年嚮往成为一名能保证温饱生活的乡村教师，但国小高等科（相当于初级中学）毕业旅行时在福井县武生的偕行社（当时日本陆军的军官集会场所）偶遇军官会议，因羡慕军官吃穿的体面转而立志当军官。并受到五岛正少尉的鼓励报考陆军地方幼年学校。由于家庭无法承担中学（相当于高等中学）学费只能以国小高等科毕业的程度报考，并与报考年龄上限的中学二年级考生竞争。在录取50人的情况下考得第51名，并在落榜后前往大阪的一家航运公司当学徒。后由于某被录取考生体检不合格，终于于16岁替补入名古屋陆军地方幼年学校学习。

1920年3月24日，入学时最后一名的辻政信从名古屋地方陆军幼年学校以首席的身份毕业，从皇太子（五年后的裕仁天皇）手里拿到了作为奖励的银怀表。并进入了东京中央陆军幼年学校（后来改称陆军士官学校预科，再后来又改为陆军预科士官学校）。两年后以首席身份毕业回到家乡石川，加入金泽步兵第七联队，军衔上等兵。

半年后的1922年以军曹的军衔进入陆军士官学校本科（后改称陆军士官学校）学习。陆军士官学校36期，1924年7月18日毕业，仍然是首席。

从陆军士官学校毕业，辻政信回到金泽步兵第七联队担任少尉。

1927年10月，辻政信晋升为中尉。1928年12月，辻政信考取陆军大学校43期。1931年11月，辻政信从陆军大学校毕业。虽然不是首席但也还是第三名。首席是最后担任参谋本部少将作战课长的天野正一，第二名是驻联合舰队的少将陆军参谋，死在菲律宾的岛村矩康。在陆大期间辻政信学习了汉语和俄语，深刻影响了他的人生和亚洲历史。

1932年辻政信来到中国。正值上海一·二八事变（日本方面称上海事变或第一次上海事变、淞沪战争）。辻政信随第七联队奉命赶去支援久攻庙行镇不下的第24混成旅团。在一次小规模战斗中辻政信损失了他的16名士兵并左膝盖受伤，大队长（相当于营长）空闲升少佐昏迷后被俘，并于稍后被中国军队救治后送还日军。由于明治天皇的《军人敕谕》不允许军人被俘，空闲少佐只好于吴淞口自杀。3月1日辻政信所在的大日本帝国陆军步兵第七联队联队长林大八大佐中弹身亡，辻政信的长官和部队指挥官全部死在了中国19军的阵地前。5月5日淞沪抗战签订停战协定，辻政信由于负伤获得功五级金鵄勋章并返日。

1932年9月辻政信奉调到参谋本部总务部第一课（动员编制课），课长是东条英机大佐。次年又晋升大尉，被调到作战部第三课（要塞课）。

1933年8月参谋本部进行“苏联对新疆的渗透情况之调查”项目，辻政信在甘肃的兰州，肃州等地活动了一个多月。

1934年8月1日，调辻政信大尉去陆军士官学校当学员中队长（相当于连长）。实际上是东条英机作为统制派派辻政信去陆士压制皇道派。辻政信在陆士启用间谍学生监视皇道派学生的言论和活动。并派间谍学生打入皇道派学生内部结社研究右翼代表人物北一辉的“国家改造论”，煽动皇道派学生在11月28日临时议会开幕之前谋杀首相冈田启介海军大将，前首相斋藤实海军大将，前首相西园寺公望，树立以陆军大将荒木贞夫，陆军大将真崎甚三郎，陆军大将林铣十郎为中心的军政府的“政变计画”。再于1月20日深夜三点与宪兵司令部冢本诚大尉，参谋本部情报部片仓衷少佐向陆军次官桥本虎之助中将要求镇压这次“政变”。后虽开除所有涉案学生（包括间谍学生）但查明“政变”为辻政信一手策划。辻政信虽将皇道派势力清除出陆士，但自己也得到停职一个月的处分，接着在1935年4月被赶出陆军中央，发配到驻水户的步兵第二联队。是为辻政信第一个事业低谷。

在陆士栽赃陷害事发后，辻政信被发配到第二联队。此后一年都在联队长横山勇大佐的安排下负责给青年军官进行战术教育。后来去九州的久留米找了第二十四旅团长东条英机，但就东条也帮不上忙，因为东条当时也都要发配到满洲去当宪兵司令了。

不到一年，1936年2月26日，陆军皇道派下级军官带领1400多名士兵发动政变，包围了首相官邸，国会议事堂，陆军省，参谋本部和警视厅，杀死了内大臣斋藤实、大藏大臣高桥是清、陆军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大将，是为二二六事件。在昭和天皇的坚持下，政变被迅速镇压了下去，同时统制派开始了对皇道派的大扫蕩，叫做“肃军”运动。当时任关东军宪兵司令的东条英机，一得知二二六事件的讯息，立即出动宪兵抓了一千多人，把在满洲的皇道派人物几乎一扫而空。1936年4月辻政信被关东军第三课主任参谋花谷正少佐调往关东军兵站课补缺。辻政信花了一个月才看完满洲事变的有关资料，深深被石原莞尔的“下克上”精神所征服，发出了这种感叹：“先觉的导师（指石原莞尔）对物体的观察方法，对中国，满洲，东亚的思维方式，使我从权益思想到道义思想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见识的的不同，就有这幺可怕的力量”。从此以石原莞尔为偶像，以“大亚细亚主义”为终身信仰。而这个信仰也成为了他日后策划马来战争和战后失蹤的重要原因之一。

1937年9月在辻政信的多方奔走下，占地20万平方米的满洲建国大学在新京（今长春）南郊的欢喜岭成立。同时辻政信在满洲的剿匪工作也十分出色，成功地招降了有5千多人的吕绍抗日武装。

1937年7月7日，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件爆发。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分裂为以作战部长石原莞尔少将为首的不扩大派和作战课长武藤章大佐为首的扩大派。关东军和朝鲜军主张扩大事态，并派辻政信和田中隆吉去天津军游说。此时的辻政信背弃了他的偶像石原莞尔（也可以看作是对石原“下克上”的模仿）极力主张关东军从山海关机场出动轰炸机对卢沟桥附近进行轰炸。当时天津军的作战主任参谋池田纯久中佐是反对扩大派，说：“好，你关东军敢出动轰炸机，我就敢出动战斗机把它打下来！”

由于和天津军的矛盾，不到一个月辻政信就被北支那方面军高级参谋下山琢磨大佐派往山西的板垣征四郎的第五师团负责联络，到了山西以后突然接到北支那方面军参谋长园田直三郎中将的联络，让辻政信留在山西。在下山和园田的争执下，辻政信最终被板垣征四郎送回关东军任梦寐以求的作战课参谋。

此时的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大将，是原来辻政信呆过的金泽第九师团师团长，参谋长东条英机中将，也是辻政信呆过的参谋本部编制动员课课长，东条英机卸任以后接任的矶谷廉介中将，更是当过辻政信的步兵第七联队的联队长。参谋副长矢野音三郎少将是辻政信从陆军中央幼年学校毕业时的第七联队长。所有的上级全是老上司。作战课内部也一样。高级参谋寺田雅雄大佐和辻政信一样是从参谋本部编制课出来的，而且也是第九师团出身，只不过联队不一样；作战主任参谋是刚从参谋本部编制课来的服部卓四郎中佐；还有个岛贯武治少佐是从参谋本部作战课转过来的，但他和辻政信是陆士，陆大的同期。辻政信如鱼得水，左右逢源。在南京任职参谋时期，他不分等级高低打击违反军纪的行为，被士兵称为“现世水户黄门大人”。

1939年4月，当时还只是作战参谋的辻政信少佐以关东军司令植田谦吉大将的名义发布了《满苏国境纷争处理要纲》。要纲里记述了“对于国境线不明的地区，防卫司令官要自主认定国境线并将其明示一线部队”，并且不论兵力多寡在冲突过程中，必求胜利。此举可以解释为下放权力给驻地军师团长。

1939年5月11日，在外蒙古和满洲国主张共有的哈拉哈河，外蒙古军队和满洲国警备队发生了武装冲突。当时驻扎在海拉尔的日军第23师团根据要纲马上增派部队，将冲突扩大。

关东军司令部亦决定将冲突扩大，并计画轰炸外蒙古军队的塔姆斯克航空基地。当东京的参谋本部得知关东军的意图后立即发电报，指示关东军停止扩大冲突。此电报当时即被辻政信撕毁，并佯称是指示继续作战的通知。更为严重的是，在此份电报的决定书上，辻政信代替作战课长，参谋长甚至是关东军司令签了字。按当时的日本陆军刑法，辻的此行为应当被问重罪。日军由于指挥系统的混乱，装备落后苏军一代等原因，损失惨重。冲突最终以苏联元帅朱可夫的进攻优势，日军于1939年8月31日的冲突撤出争议地区结束。

9月16日苏日签定停火协定，即而于同年12月就国境不明地区的划分问题召开新一轮会议。后来有证据表明辻政信打算暗杀苏联代表。此次事件中酒井美喜雄中佐，因作战失利在事后被辻政信强迫自杀。 根据第六军军医部当时发表的数字，关东军此战损失是：“出动人员58925；战死7720；战伤8664；战病2363；失蹤1021；总计19768名”，全体损失率27.7%，第23师团的损失率为70.3%。挑起事端的辻政信少佐在事后被调到了武汉的第11军，成为冈村宁次中将手下的宪兵司令，没有受到任何处罚。而且他始终认为如果再打下去的话，一定能胜利。

在任职第11军宪兵司令3个月后，调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第四课（政务科）任参谋，负责诱降拉拢重庆政府、掌控汪政权的工作。

在一木支队登入瓜岛前，辻政信曾经对该部队指示说“敌人是比支那兵劣等的对手，只需一次冲击就能将之赶跑”，但是在日军多次受挫后他承认美军的战斗力高于日军，为了夺回机场他前往特鲁克请求山本五十六派出战列舰炮击瓜岛，当时海军对辻政信提供的选单是“黑色盘子里的尾巴高高竖起的盐烧鲷鱼，鲷鱼刺身......然后是冷啤”（刺身和冷啤需要冷柜因此只有大和号在内的少数舰能提供，与某笑话不同的是这一顿饭在海军中也是可观的高规格），事后辻政信给大和号起了“大和宾馆”的名称。他与川口就川口支队的作战方案发生了争执。他所认定的攻击地点川口已经失败过一次因而川口认为不可能成功。而且为了硬性将攻击时间与海军协调，要求川口支队翻越丛林使得他们根本没有重武器用。 后来他出版了《瓜达尔卡纳尔一书》，将责任全推给川口，称其为“K少将”。川口后来成了国会议员专门为此开了反击的演说会，但是会场由于辻的追随者的捣乱而失败。

辻政信在缅甸战线曾参加拉孟与腾越战役。之后，作为第33军团作战参谋的辻政信对水上源藏少将以个人名义发出死守命令，水上指挥以第114联队的守军在密支那与中美联军展开两个月以上的死战，直到1944年8月3日密支那被攻陷为止。水上独自将死守命令压下，下令残存的守军突围撤退，水上本人则在部下全部撤退后，在暴雨中独自举枪自尽。水上的副官回到军团司令部準备报告战况时，辻政信一边大骂“不是叫你们死守吗？为什幺你们还有脸回来！”一边痛殴他，最后是在旁的其他师团长看不下去而制止。之后，日本的缅甸方面军在绝对优势的英军、美军与中国国军猛攻下，日军不断败退，辻政信也遭到反叛的缅甸国民军枪击负伤而被后送。

1940年，日本为了锡、橡胶和石油等重要战略资源，决定扩大战场，发动东南亚战争。日军的战略重点是夺取英属马来半岛和号称“东方直布罗陀”的堡垒城市——新加坡。

1941年初，长年在中国作战的日军军官迁政信上校（注一）奉命在台湾研究丛林战。迁政信了解堡垒般的新加坡是不宜从海上正面进攻的，只能从半岛北边泰国附近登入，然后向南进攻。这对迁政信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因为日军习惯寒冷的天气，从来没有在热带丛林里作战的经验。马来半岛的联军防守部队有13万人，其中英军占一半。虽然日本陆军部拨五个师团（注二，十万人）给负责进攻的主将山下奉文，但是山下奉文知道这个漫长的补给线只能供应3个师团的军需，所以他只能用六万军队，并且要速战速决。经过仔细分析后，迁政信建议山下奉文大量使用脚踏车作为部队快速行动的交通工具。

1941年12月8日凌晨，日军在泰马交界处登入，迅速突破英军防线。1942年1月7日，吉隆坡失手。1月30日，日军抵达马来半岛的南端，隔短短的海峡南望新加坡。日军在54天内，前进了几乎一千公里。新加坡已垂手可得。2月15日，新加坡城破，英军投降。

日军出兵的前一年，德国军事将领曾经对山下奉文说攻占新加坡需要五个师团的军力和18个月的时间，但是日军只用了三个师团和两个月零一个星期就完成了任务。这场战争，日本的秘密武器就是脚踏车。脚踏车给了日军速度和机动力在热带丛林中快速南进，把联军打得措手不及。对英国人而言，新加坡落入日本之手是二次大战最黑暗的日子。邱吉尔说：“新加坡的沦陷是英国历史上最大的灾难，也是英国签下的最大的投降之约。”

1942年初，在着名的“马来虎”山下奉文的指挥下，日军先后攻克马来亚、新加坡等地，又在“巴丹血战”中击败美军，7.8万名美国和菲律宾士兵沦为日军俘虏。随后，日军製造了骇人听闻的“巴丹死亡行军”事件。当时，盟军战俘冒着酷暑，从马里韦勒斯出发步行到圣费尔南多，全程100公里，然后再步行10公里到多奈尔战俘营。这段行程对军人来说并不算漫长，可是在整个行程中，日本人不给战俘任何食物和水，还肆意残杀战俘。结果，1.5万名美国和菲律宾士兵在途中饿死、渴死、累死或被杀，在随后的两个月里，又有2.6万人死于战俘营中。到战争结束时，只有1800人倖存下来。

製造这一惨剧的一大主谋就是号称“魔鬼参谋”的迁政信。正是迁政信最先主张将所有美国战俘杀掉，以“减少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