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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 所著的心理学著作。 本书第二版《论艺术与文学》( Writ愿殖客啊ings on art and literature)也使用了同一ISBN。
- 书名 论艺术与文学
- 类别 心理学
- 原作品 Writings on art and literature
- 译者 常宏 等
- 出版社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简介
西六评了苗列严格蒙德·弗洛伊德，185松备6年生于捷克的弗莱堡。四岁时称剧维也纳，其后的一生大部分在此度过。他毕业于维也纳大学医学院，随后专门从事神经精神医学的研究。1939年病逝于伦敦。
弗洛伊德是精神分析心理学的创始人，被誉为精神分析之父，是影响二十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他所创立的精神分析学在现代心理学众多理论体系中独树一帜来自，其思想渊源既非出自主观思辨取向的哲学心理学，也非出自客观验证取向的科学心360百科理学，而是独具慧眼，从心灵深处分析探讨人性。其精神分析学说，由心理结构说、人格结构说和心理动力说这三大部分组成。这一学说不仅在心理学方面有卓越的贡献，而且影响到社会学、人类学以及文学、艺术、宗教、史学等各方面，几乎遍及人课况命周叫脚科频作木类生活的每一个领域，对后世产生三皮把报政交法了深远的影响。他的著作流芳百世。
目录
1 詹森的《格拉迪瓦》认而频照的中的幻觉与梦
2 戏剧中的精神业地坏术机言失拿罗句底变态角色
3 作家与白日梦
4 列奥纳多・达・芬奇和他童年时代的一个记忆
5 三个匣子的主题
6 米开朗琪罗的摩西
师刻专味条川当富如操 7 论无常
8 心理分析工作中遇到的一些性格类型
9 《诗与真》中的童年回忆
10 论神秘和令人恐怖的东西
11 17世纪附魔神经症病例
12 论幽默
13 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弑父者
大告 14 致阿尔方斯・帕甚威扩两犯凯博士的信
15 获歌德奖后发表于地法兰克福歌德故居的讲话
书评:
2009-12-05 20:54:46 来自:李修竹(坠雨已辞云,流水难归浦)论文学与艺术的评论
早些年前，我来自对弗洛伊德的了解仅限于他著名的《梦的解析》、"自360百科我?本我?超我"与"力喜五否板配比多"等等为人们耳熟能详的概念。那时觉得它们太过晦涩，与日常生活也很难有什么联系，于是精神分析似乎显得离我很遥远。如今却远不是这么一回事了。从弗洛姆开始，我逐渐接触到一些令我深感震撼的思想，而它们展现出来的、是一条人迹罕至的荆棘小径。
从二十世纪初期至今，精神分析领域的道路愈拓愈宽，亦涌现出一批富有见识的学者，却几乎难再有人能达依布过约叶胡海左县投背到当年的高度。尽管许多年间，人们对弗洛伊德的批评常常不外鱼百列决约爱字乎"太强调人的生物学特点，否认人性的历史性，否认社会、文化因素对认个发展的影响"等等，但是在我看来，很客观地说，在历史、社会、文化等方面，弗洛伊德的造诣远比绝大多数评论家(尤其示操阻菜是某些义愤填膺的道德卫士们得而五的读拿脱)要深刻得多、渊博得多。
而这本《论文学与艺术》，大概算不上弗洛伊德的主流作品，仅仅是一部文集，却有着给我留站留正音宪下极深印象的章节段落。且不论译任庆期染笔(部分句子略显诘屈聱牙)，文章的思想性却是卓绝的。相对于精神分析广阔的领域，我只从一急黑从蛋配边属个见识浅显者的角度摘录或是转述了其中的一小部分，并稍稍加以探讨。假如读者能够因此悉心阅读原文，想来该会有比我更独到的见解。
《心理分析工作中遇到的一些性格类型》1916
"当医生以这种方式要求病人暂时放弃一些快乐，作出一点牺牲来接受某种暂时的痛苦，从而取得更好地结果，或者只是要求病人服从人人都遵守的必要法则时，往往会遇到一些病人以特殊原因对此提出反抗。他们说他们已经放弃得够多，忍受了够多的痛苦，他们有权不再接受更多的要求，他们不愿再屈从任何令人不快的字记换离必要法则，因为他们是例外的人，而且，要坚持自己的例外。
有一位病人的这种要求，甚至使他坚信有一位特别的守护神看护着他，使他免于作出任何痛苦的牺牲。而对如此强烈的内心信念，医生如何劝导都将无济于事。
毫无疑问，每个人都愿意把自己看成'例外的人'，要求一些别人没有的特权。但正因为这一点，一个人如果声称自己是个例外的人并且行为也的确例外，那就必定有某种特别的原因。这特别的原因也许不止一种议初底轮或回候推;在我所调查的病例中，我成功地发现了在这些病人的茶把船对早年经历中所共有的一种特殊性。他们的神经症都与幼年时的痛苦相联系，他们认为自己是无辜的，却被不公正地对待。这种不公正导致了他们对特权的要求，产生了反叛的倾向，从而加剧了内心的冲突而最终导致了神经症的发作。
……出于不难理解的原因，我不能过多地谈论这些或其他病史。我也不打算将童年久病的缺陷，与有着苦难历史的整个民族的行为作出十分明显的类比。"
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弗洛伊德上述观点所作的影射即使是放在今天，也有着四电何晶短识先不容忽视的意义。我们不正是常常能听到类似的话、看到类似的事件频频上演么?刑号火落刘早年忍受的痛苦、无辜、不公正对待，由此一步步走向特权。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皆有着一致的逻辑前提。在这个方面，一大群人的幻想远比个人幻想的威力要大得多，以按至于被推举出的某个代表能罪汽绍够被认可从而得到特权，令人们潜意识里对伤害受到补偿的愿望投射到一个具体的人身上。
基于同样的理由，在戏剧谈吧准奏运讲文地执才、诗歌等文学作品中，那些遭材露道义呀右遇过极大苦难的人物常常能得到巨大的回报(所谓"百二秦关终归楚、三千越甲可吞吴"一类)，甚至通过成为例外而无视常人用以自我约束的规矩。哪怕是因此而将自己所受的迫害转嫁于做另危伟人，也往往能得到理解(乃至在内心深处产生隐秘的共鸣)。
"在结束讨论'例外的人'之前，我们还想指出一点，即女人对获得特权，以及免除生活中诸多强加的要求，是建立在同样的基础之上的。正如我们从心理分析工作中得知的那样，女人认为自己幼年即受到伤害，被不公正地剥夺了某些东西，以及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许多女儿对母亲的怨恨，归根到底，都是出于责怪母亲把她们带到这个世界上时，为什么生出来的不是男人而是女人?"
这一段直接地涉及到了弗洛伊德受到最严重诟病的论点。正是他指出的女性对男性出于本能的嫉妒心(不甚悦耳的说法是'阳具崇拜')，引得女权主义者感到极大反感与憎恨。为此，连许多其他精神分析学家也对他颇有微辞。在上文中，更强调的是女性对自身性别角色无法选择的怨恨所导致的对命运不公的反抗。写《呼兰河传》的萧红曾经说过一句发人深省的话:"我一生最大的痛苦和不幸，都是因为我是一个女人。"而在一千年前，李易安人到暮年、听到孙家的小女孩说"才藻非女子事也"的时候，想必也有着类似的感触。就我个人的观察，弗洛伊德提炼出的观点确是有着普遍的共性，并不是试图否认就能消除掉的。唯一的区别可能就在于当事人以什么样的方式对抗与生俱来的不公正，或者说，是否能够把反叛感提供的能量转化到更具意义的方面上。
《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弑父者》1928
"如果我们想要把他摆到一个只有经历了深重的罪恶才能达到道德的顶峰的道德家的角度上，我们就忽略了其中产生的一个怀疑。一个有道德的人是一个当他在内心中一感觉到诱惑就进行反抗，而绝不屈服于诱惑的人。一个犯了罪，然后又在他的的忏悔中树立起崇高的道德标准的人容易使自己受到责难，因为他把事情变得太容易了。他没有得到道德的本质--克制，因为生活中的道德行为是一种人的实践性的功利活动。"
"极端的利己主义和强烈的破坏欲，这两者的共同之处和他们得以表现的一个必要条件就是缺乏爱，缺乏对(人类)对象的情感上的认同。人们马上会想起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表现的--他对爱的强烈渴望和他的巨大的爱的能力的矛盾之处。这可以从他夸张的仁慈的表现中看出来，这也是使他在那些有权利去恨和报复的地方去爱和帮助，就好像在他与他的第一个妻子和他的情人之间的关系中所表现的那样。"
"不管怎样，与父亲的认同最终为自己在自我中占有了一个永久的位置。它被自我所接纳，但是它作为分离的力量与自我的内容的其它部分相对立而使自己存在于那里。这样我们给予它超我的名字，并把父母影响的继承因素，这个最重要的功能归属于它。如果父亲是严厉的，粗暴和残忍的，超我就从他那里继承了这些品质，在自我和超我的关系中，那被认为是受到压抑的被动状态又重新地建立起来。这个超我就变成了施虐的，而自我变成了受虐的--这就是说，最终是以女性的方式来被动地实现的。一种对惩罚的极大的需求在自我中发展起来，这一需求是其自身的一部分成为命运的牺牲者，一部分在被超我的虐待中找到了满足(即:在犯罪感中)"
这便是良知的起源。自赎和天主教的苦行主义都是相似的自我惩罚的体现形式，人们令父亲(或者其他严厉的形象)在内心重新被塑造。想起《一千零一夜》中，许多故事里经常出现这样的场景:僧侣或者平民在对待自己的过失的时候，常常不顾一切地脱下衣服狠狠鞭笞自己。即便是在没有人(或神)监督的时候也是如此。这样一来，虐待/受虐的对立通过个体内部的承受，于是成功地获得了心灵的解脱。
"大多数罪犯想受到惩罚是一个事实。他们的超我要求这种惩罚，这样就省去了超我施加在自我身上的惩罚的必要。
……当他的罪恶感通过他强加在自己身上的惩罚而得到满足的时候，那施加在他的工作上的抑制就不那么严重了。"
我们常说的"接受改造洗心革面"，乃至于受酷刑，是因为唯有通过这种途径，犯罪者(无论是否付诸实践)才能把自己的心理能量节省下来，藉此度过悲惨和屈辱的岁月。
而我们对罪犯的同情，实质上是因为他们承担了本应被自己承担的罪责。思想上的罪恶被他真实地表现出来，这里已经不仅仅是仁慈的怜悯了，而是基于相似的杀人冲动的认同。也难怪耶和华会责难那扔石头的人群:"你们谁敢说自己没有罪孽?"一种对仇敌的感同身受: "以每个人所应该受到的对待来对待他，谁将能免挨鞭笞呢?"《哈姆雷特》
也难怪一些人在失去一切、一无所有之后反而能激发极大的动力，那是因为他们不再有太多挂碍了，可以尽情沉溺于个人的活动空间。
后文还引用了曾经研究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斯蒂芬?茨威格所作的《一个女人一生中的24个小时》(选自《情感的迷惑》，1927)，故事的梗概是:一位贵妇人在很年轻的时候成了寡妇，是两个儿子的母亲。他们很早就离开了她。在她42岁那一年，偶然间在蒙特卡罗的大赌场被一名赌徒迷住了--他有着一双令人吃惊的真诚和强烈的手--恰好和她的大儿子一般岁数。看到这年轻人输光了所有一切，一种难以名状的感觉使得那位母亲跟随着他，想要尽力去挽救他。最终他们在旅店的房间里上了床，她迫使冷静下来的年轻人庄严发誓再也不去赌博了，并给了他回家的路费。她逐渐开始对他产生一种非常强烈的柔情，准备牺牲她所有的一切来拥有他--后来，她在赌场惊恐地发现那个无信的年轻人又回到了他的赌桌前。她提醒他发过的誓言，却被他用咒骂狠狠地羞辱、还把她想挽救他的钱扔给了她，叫她滚开。最终她明白:她想要从他的自杀中拯救他的行为失败了。
"精神分析学者告诉我们，这个故事基本上是基于一个属于青春期的充满希望的幻想之上而创造出来的，事实上许多人会有意识地回忆起这个幻想，这个幻想体现了一个男孩的愿望:即他母亲为了从手淫引起的致命的损害中拯救他而应该主动地亲自使他进入性生活。(无数富有创造性的关于救赎的主题都有同样的起源)"
读到这里，我由衷地回忆起王小波的一篇杂文《救世情节与白日梦》。一切关于"拯救"、关于"解放"，无非是"主要想满足自己的情绪，硬要去解救一些人。这种解放我叫它瞎浪漫。"还说到他13岁的时候对年轻美丽的女老师发的白日梦，想象着人家一会儿掉水里一会儿掉火里，最后都被自己英勇地及时拯救出来了。这听上去虽然挺不雅，却很诚实，极少有人具备足够的勇气承认。更多时候都是经过我们意识的加工、合理化，被掩盖去深层的动机，最终形成一些看上去冠冕堂皇的幻想。再推而广之，引申到一个集体乃至民族对某个目标的狂热情绪，归根结底也不外乎是来自于"青春期充满希望的幻想的创造"吧。
"……那难以抗拒的诱惑的本性，严肃的解决方式是保证再也不干了，然而又总是不遵守。使其眩晕的快乐和告诉他的他正在毁灭自己(自杀)的不好的习性--所有这些因素都毫不改变的留存在替代的过程中，确实，茨威格的小说是由母亲而不是由儿子讲述的，它必定让儿子高兴地想到:'如果我妈妈一旦知道手淫会给我带来多么大的危险，她当然会允许我在她自己的身上发泄所有的柔情，来把我从危险中挽救出来。'在这个故事中，他把母亲等同于妓女，这一等同与同样的幻想联系起来。他使得难以接近的女人变得容易接近了，与幻想相伴随的不良的习性给小说带来了一个不幸的结局。注意到作用所赋予小说的特征如何设法掩盖其精神分析的意义，也是很有意思。因为这个女人的性生活是否由突然的神秘的冲动所支配，是极其值得怀疑的。相反，精神分析学揭示了对于这个逃离爱情的女人所作出的令人惊奇的行为的充足的动机。对于她死去丈夫的忠贞使她抵御所有的相似的诱惑:
但是--这里她儿子的幻想是正确的--作为母亲，她不能逃避把爱无意识地转移到她儿子身上，她被无法抗争的命运抓住了。"
这里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忠贞感不能帮助一些女性抵挡那些在执意要在她们那里索求(无论是精神还是肉体上的)慰籍的男子。一种被移置的自恋--把她们自己等同于曾经缺失的母爱(或者其他强烈感情)形象的角色，把自己放在那样的位置上，将本人看作一个模型，在这个相似性上选择新的爱的对象。这样一来，她们似乎就无可避免地令自己陷入滥情的状态了。
(补充一下，茨威格是弗洛伊德的朋友。当后者向前者询问小说的写作意图时，弗洛伊德说:"他能使我确信我的这个解释与他的认识和意图是格格不入的。"我猜弗洛伊德的这篇论文会让茨威格感到很尴尬……不过我并不认为该解释与小说的写作本意相互矛盾，就像我们叙述自己的梦境或是想象的时候，很容易连自己也受到其表面形态的蒙蔽。作者的构思与叙述是一条清晰的主线，潜意识又是另一条隐藏着的线索，不经一番发掘是难以提炼出来的。当然，这项工作需要丰富的积累与严谨的推理作为基础，否则会很难避免陷入误区。)
《米开朗琪罗的摩西》1914
"不忠实于《圣经》的内容，已经很严重。而比这更有甚的则是米开朗琪罗如同我们想象的那样，改变了摩西的性格。无论是传奇，还是传说，摩西都是脾气暴躁，感情冲动。他曾一怒之下，杀死了一个虐待以色列人的埃及人，被迫逃到荒野之地。他又在盛怒之下，打碎了上帝亲自书写的十诫法板。传说原原本本地记述了摩西的性格特点，保存了曾经出现过的伟大人物的形象。
但是，米开朗琪罗却在教皇的陵墓上，放置了一个不同的摩西，一个超越历史和传说的摩西。他修改了打碎十诫这一主题。他没有让摩西在盛怒中打碎十诫，而是使他觉察到十诫可能会跌碎，因而抑制住了怒火，或是不顾一切阻止了事情发生。这样，他就给摩西像注入了新的、更富有人情味的东西。因此，这尊有着巨大体力的巨像只是具体表现了人民能够达到的最高精神境界--为了他所献身的事业，战胜了内心的情感。
……茱莉叶斯二世欣赏米开朗琪罗，因为他们同属一种类型，但他又常常突然发怒，完全不考虑别人，使得米开朗琪罗非常痛苦。这位艺术家在自己身上也感觉到了同样暴烈的情绪，但作为一个更易内省的思想家，米开朗琪罗预感到两人命中注定失败。于是，他在教皇的陵墓上雕刻了这么一个摩西。这不仅是对死去的教皇的一种责备，也是对自己的一种提醒，在自我批评的同时升华了自己的人格。"
弗洛伊德的观点一直受到评论家们的争议，有的人认为他的这些揣测仅仅是过分夸大的臆想，雕塑者本人也许并没有考虑如此之多。出于与茨威格的那篇小说的同样的理由，我认为弗洛伊德对摩西像的体会确实已经深入到作者的潜意识层面，将他内心的想法展示了出来。欣赏一座伟大的、富有气势的雕像时，给我们带来的那种精神上的震动感的源泉也在于此，尽管塑造它的人可能并不是有意而为之，却把他的不为人知的愿望反映在了作品本身。无论文学、绘画、还是其他艺术形式，这是普遍的现象。
《列奥纳多·达·芬奇和他童年时代的一个记忆》1910
"在他身上看来的确如此，他的感情受到控制，并且隶属于研究的本能;他既不爱也不恨，却问自己爱或恨的根源和意义何在。所以，他必定首先表现出对善恶、美丑漠不关心的样子。在他的研究工作中，爱和恨抛掉了它们那肯定或否定的标记，二者同样转变为理智的兴趣。事实上，列奥纳多并不缺少热情;他并不缺少那隐藏在所有人类行为背后的直接或间接的推动力--天才的火花。他只是将自己的热情转化为对知识的渴望，然后是自己投身于科学研究当中，带着从热情转化来的执着坚持与洞察力。在智力劳动的高峰，当知识被获取时，他允许那长期受到约束的感情自由地爆发出来，流溢出来，像引自江河的小溪，当工作完成之后，它就可以流去了。"
这里的"长期受到约束的感情"，根据弗洛伊德惯常的意思，应该指的是情欲方面的愿望。他把本该在性的激发方面消耗的暴风雨般的热情转化成了对知识的渴望与探索。这正是本能(或者说是性压抑)力量的贡献，就像小孩子不知疲倦的好奇心促使他不断地提出问题，"只要成人不知道孩子提的所有这些问题只不过是迂回之辞，它们无休无止只是因为孩子想用它们代替他没有问的那个问题--那么成人就会困惑不解。"
虽然孩子自己也不太清楚究竟这样执著的目的是什么，仅仅感觉到一种朦朦胧胧的愿望;随着他逐渐长大，能够为自己的好奇心找到为数众多的理由，就更加不会知晓这种愿望的原动力究竟是什么。如果有人认为弗洛伊德贬低了那些因不断由好奇引发探索从而作出伟大贡献的科学家们的人格，只能说他们还不敢正视人类本性中最深刻、最自然的部分。
末句的比喻，很自然地让我联想到卡夫卡日记里的一段话:"我知道，小时侯我经常孤独，但那多半是被迫的，很少是自己等来的快乐。而现在我投入孤独的怀抱，一如河水流入大海。"与弗洛伊德对达·芬奇的描述有着惊人的共性。我们再考察两位伟大人物的经历与性情，会发现这种自然的、从约束中解脱出的情感爆发都指向更深层次的本能渴求。通过艺术与文学，他们升华了自己的里比多，在避免关注任何性主题的前提下释放了强烈的感情。
"那长期被强有力地掩盖的东西获得了一种歪曲的表现。甚至形式上也类似:同样过于注重细节，以及对数字的同样的强调。"
重复的、持续的语言，在表达强烈感情的文学中确实屡见不鲜。达?芬奇对自己父亲死亡时间的记录，看上去是一些冷冰冰的数字、无关紧要小细节的重复记录，实际上存在着掩藏和压抑。以至于我们回忆起几乎任何一部熟悉的作品，都能找到相似的例证。
"如果我们将科学的抽象翻译为具体的个人经验，我们看到'古人'和权威只是对应于他的父亲，大自然再次成为哺育他的温柔慈爱的母亲。在大多数其他人身上--今天与原始时期一样--对某类权威支持的需要是如此迫切，以致如果这个权威受到威胁，他们的世界就变得岌岌可危。只有列奥纳多能够不需要这种支持;假如他在生命的最初几年里没有学会在没有父亲的情况下生活，那么他现在就做不到这一点。他后来的大胆而独立的科学研究，有一个先决条件，即他童年的性探索没有受到父亲的压抑而存在着，这是排除了性成分的探索的延续。
精神分析学使我们熟悉了父亲情结和上帝信仰之间的密切关系;它向我们显示出，一个个人的上帝，从心理学上说，就是一位崇高的父亲。它每天都给我们提供着证据，即一旦父亲权威垮台，年轻人的虔信便要消失。所以我们认识到宗教需要的根在父亲情结当中;全能而公正的上帝，仁慈的大自然，在我们看来是父母亲的崇高升华，或者不如说是孩子心目中父母观念的重现和恢复。
从生物学的意义上说，宗教虔信可以追溯到小孩子长期的无助和对帮助的需要。在以后的某一天，当他察觉到在面对巨大的生活压力时他是多么孤独弱小，他感到自己的境况就像在童年时一样，并试图通过恢复保护了他的幼稚期的力量来否认自己的沮丧。"
前一段关于权威、自然和父母亲的概念的对比，后来被弗洛姆很好地发展了，不过侧重于从"爱"的角度。而后面提到的的信仰问题，则很难令我不去联想到曾经发生在国内的一些事件。我们在帝王专制的时代(封建社会这个词只能用在欧洲诸国)，已经用君臣父子这样的伦常纲领赤裸裸地揭示了统治者的宗教哲学。到了迎来"晴朗的天"之后，又要向一个新的对象顶礼膜拜，并不被允许对其抱有任何怀疑。后来，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有一小批逃到国外的所谓追求自由的人士改信了基督教，觉得自己的灵魂真正地得到了拯救--家母是一名基督徒，上个暑假拿了些内部流通的宣传光碟给我看，其中就有段是个张姓传教士绘声绘色地讲自己逃离中俄边境线时，遭遇大雪而奇迹般生还的亲身经历，叙述得很是令人乍舌。当时我特别反感这些灵异现象的咋咋呼呼，所以很不客气地与母亲辩论了一整晚，现在回想起来，也不知道是不是显得有点太过残忍。毕竟那是一个时代施加在人们灵魂深处的创伤，并非追究一两个人的责任就能了结一切的。
不过，我总希望自己在有生之年里能够抵制住宗教那种无需思考只要虔信的诱惑。作为不加入任何宗教的人，必须学习独自面对困惑与挫折、处理情感等一系列问题，并且无疑要付出不小的精神代价--假如怀疑精神与自由主义能算得上一种信仰的话。
"今天的读者认为所有的病历史都是令人讨厌的，对这一事实视而不见纯粹是徒劳。他们抱怨说对一个伟人的病历审查永远不会导致对他的重要性和成就的理解，以此表达出他们的厌恶。他们还认为对伟人做研究是一项毫无用处的粗鲁行为。
审查病历的目的绝不是为了使为人的成就可被理解。反对者的真正动机是不同的，如果我们牢记，传记作家以极其独特的方式专注于他们的主人公的某一方面，那么我们就可以发现这些动机。在很多情况下，传记作家选择他们的主人公作为研究的主题是因为--他们个人感情生活的原因--从一开始他们就感到对主人公有一种特别的感情。然后他们全身心地投入到一个理想化的任务之中，目的在于将伟人纳入他们那些婴儿模式的一个类别当中--也许是想在他身上再现孩子的父亲理想。
为了实现这一愿望，他们消除了主人公生理上的的个人特征，抹掉了主人公一生中与内在和外在阻力斗争的痕迹，还不容许在他身上有人类弱点或缺陷的痕迹。这样一来他们便给予我们一个实际上冷冰冰的、奇怪的、理想化的人物形象，而不是一个我们可能会感到与之有遥远关系的人。他们这样做是令人遗憾的，因为他们以幻想牺牲了真理，为了婴儿幻想而放弃了洞察人类本性最迷人的秘密的机会。"
成为优秀的传记作家的过程也许正是避免以自己的理想化倾向作斗争的过程。前一段时间，看到几部不错的传记作品，像笑蜀的《苏联遗传学劫难》、茨威格《异端的权利》、林贤治《漂泊者萧红》等等，虽然从选材开始，作者的情感倾向肯定是无法避免的，但是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对人物和事件的理想化的塑造，使我们能够更接近真相。(不过我倒觉得弗洛伊德的描述真非常符合中小学思想道德教育课本上的正面人物典型形象，那些模范们)
"在我们的生命最缺乏自卫能力的时期，公正的上帝和仁慈的天意不能很好地保护我们免受这些影响，我们自然会感到受到了伤害。同时我们都忘记了，实际上与我们生命相关的任何事情均是或然的，从产生我们的精子和卵子的相遇开始--然而，或然性也分担了自然的规律和必然性，它只是与我们的愿望和幻想毫无关涉而已。在我们构造的必然性和我们童年期的或然性之间，二者各自具有多少决定我们生命的因素，这一点详论起来尚是不确定的;但是一般来说，再也不可能怀疑童年初期的精确的重要性了。我们仍然太不尊重自然，用列奥纳多的一句含糊的话说--这句话使人想起哈姆雷特的诗行*:'自然充满了无数我们永远体验不到的原因'"
*('天上地下的事情真多，荷拉提奥，远非你的哲学所能梦到')
读书笔记一类的画蛇添足的行为就到此为止。不过有表达的机会的感觉确实非常好。书读了一点过后，我时常有这样的感觉，觉得自己生来即如此渺小。在无数的轨迹中也只能选择不太平坦的一条来生活，而且在很多事情面前，没有多少选择，太多身不由己。我的人生才度过了四分之一不到，就觉得自己已经体会过了那种深深的绝望。一想到漫长岁月就要这样在困顿和挣扎中匆匆度过，就免不了感到很悲观(尤其在看着本学期最后一个月课表的时候)。但是后来又突然觉得，自己在过去很多年里，接触不到多少新想法、交流圈子也极其有限，按理说真是无聊得要命。不也这么浑浑沌沌活过来了?那时候还写了不少为赋新词强说愁的东西。假如过上几年、几十年，回过头来再看看现在故作深沉的叹息，说不定也要嘲笑一通的。既然是这样，那还不如提前笑掉好了。
最后要补充的一点是，精神分析在我看来并非一门纯粹的学科，而是一种思维模式。它为我们提供了看待事物的另一种独特的角度，是思想的多样性赠予我们的最珍贵礼物之一。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只有通过不断的探讨与解释的尝试，才可尽量避免它落入僵化教条的窠臼。
不管怎么说吧，我所知道的永远太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