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辽金元三史国语解

《钦定辽金元三史国语解来自》·四十六卷，清乾隆年间及大创战案空范财权撰修。

"盖自《钦定三合切音清文鉴》出期陈或温明每，而国语之精奥明。至此书出，而前史之异同得失亦明。不但宋、明二《史》可据此以刊其讹，即四库之书凡人名、地名、官名、物名涉於三朝者，均得援以改正，使音训皆得360百科其真。圣朝考文之典，洵超延妒团轶乎万禩矣。"

对《辽史》、《金史》、《元史》进行勘误。

• 中文名 《钦定辽金元三史国语解》
• 卷数 四十六卷
• 出处 《钦定三合切音清文鉴》
• 体现 国语之精奥明

修史目的

　　清高宗弘历即乾隆皇帝(1711-1799，1736-1795在位)即位以后，热衷朝廷修史活动。究其原因，乃希望由官方垄断历史编纂，再由他扮演历史判官，操纵其中的笔削褒贬。 除编纂史籍外，弘历还要重修前代的史书，使它们能"传信示公"，为当时多民族共他介放选联究歌困增除存的政治环境服务(详第来自四节)。就前代的史书来说，弘历最关注的是《辽史》《金史》和《元史》，三史的重修工作，历时十余年才完成。

　　乾隆帝即位初年，便已指摘辽、金、元三史"不及前代，而《元史》成于仓猝，舛谬尤多" 。不过到了乾便隆十二年(1747算老委胞错)三月， 朝廷刻成二十一史，弘历才对三史作出具体的批评及展开重修的工作 卫料水力济鲜要比利。

　　乾隆帝认为，辽、金、元三朝本身没稳法药表住调英有完善的条件，可供修史者凭藉。首先是民族隔阂:弘历指出，三朝均为边疆民族所建立，"非若唐、宋之兴于内地而据之也"。因此，"其臣虽有汉人通文墨者，360百科非若唐、宋之始终一心于其主"。况且，民族之间，存在"语言有所不解，风尚有所不合"的现象 。如以元朝为例，一方面是"蒙古人不深明汉文，宜其音韵弗合，名不正抓烧绝便洋水法居呀而言不顺，以致纪去煤充审朝载失实" 。另一方面，"汉人不解(蒙古)语义，错谬译出晶者，不胜屈指数"，其至翻湖修本沉中多系"捉影之谈"，可谓"怪诞可笑" 。

　　其次是三朝国祚短促:弘历指出，"辽、金、元皆立国不久，旋即逊出"，由于没有良好的规模，"则所纪载，欲介汽其得中得实，盖亦难矣" 。如以金朝为例，"金全盛时，索伦、蒙古亦皆所服属，幅员辽广，语音本各不同"。可是，"当时惟以国语为重，于汉文音义，未曾校正画一"，以致出现"声相近而字未恰合"，及"语似是而文有增损"的情况。"至于姓氏，惟当对音，而竟有译为汉姓者" 。本来，金朝曾"制女直大小字"，可资稽查，可惜它们"未经流传中外，而又未经译以汉字，其后裔式微，遂无以考证" 。以致后人"阅汉字《金史》，其用汉字音注国语者，本音几不可晓" 。

　　基于上述原因，弘历讥诋"辽故当月饭越整、金、元之史，成于汉人之手，所为如越人视秦人之肥瘠忽然" ，所以难成"佳史" ;又认为三史中，"纪边关以外荒略之地"比"纪内地"的部分，更"不能得中得实" 。

编修补正

　　乾隆朝的重修辽、金、元三史，并备怎煤不是将三史全部修改，而是按《同文韵统》为例，重修三史〈国语解〉，及将三史中人以显氧与握卫巴植、地、官名改正，其方针是"正其字，弗易其文" 。所以弘历下令史官，"按照各史，不改其事，但导科走把系供宜将语言详加改正，锓板重修" 。

　　三史的重修以《金史》最先。当清廷校刊二十一史时，弘历"因校感洲他销冷电食为阅《金史》，见所附〈国语解〉一篇，其中讹舛甚多"，于是在二十一史刻成后，仍"命大学士讷亲(?-1749)、张廷玉(1672-1755)，尚书阿克敦(1685-1756)、侍郎舒赫德(1711-177合阶易她反7)用国朝校定切音烧龙乎承体机南石，详为辨正，令读史者咸知金时本音本义，讹谬为之一洗，并注清文，以便考证"。弘历希望事成后，"用校正之本，易去其旧"，以求达到"考古信今，传世行远，均有裨焉"。不过，弘历下令改正的只限于官本，"其坊间原本，听其去留" 。这是修订三史工作的第一项，当时是乾隆十二年七月。

　　第二项工作是在三十年代展开的，而且不局限于《金史目手去他队具复》。当弘历在批阅《历代通鉴辑览》的进稿时，感到"前史所载辽、金、元人、地、官名，率多承伪袭谬，展转失真，又复诠解附会，支离无当，甚于对音中曲寓褒贬"。因此他"每因摛文评史，推阐及之，并命馆臣就辽、金、元史〈国语解〉内，人、地、职官、氏族及一切名物象数，详晰厘正，每条兼系以国书，证以三合切韵，俾一字一音，咸归吻合，并为分类、笺释，各后本来意义，以次进呈，朕为亲加裁定" 。

　　乾隆三十六年(1771)，弘历下令编撰《辽金元三史国语解》[30]。同年十二月，当《金史》部分完成后，弘历已急不可待，开始重修三史的第三项工作。原来弘历感到"今金国语解，业已订正蒇事，而诸史原文，尚未改定，若俟辽、元国语续成汇订，未免多需时日"。于是他下令将"金国语解"交给方略馆，"即将《金史》原本先行校勘"。校勘的原则是:"除史中事实久布方策，无庸复有增损外，其人、地、职官、氏族等，俱依新定字音，确核改正。"至于辽、元二史，则"俟国语解告竣后，亦即视《金史》之例，次第厘订画一，仍添派纂修官，分司其事，总裁等综理考核，分帙进览候定" 。

　　关于第三项工作，有两点必须注意。首先，第三项工作是在乾隆三十六年底开始的，它的任务是按照清朝新编的三史国语解，更正三史原文，而这项工作与第二项工作同时进行。其次，也是较重要的，重修三史"乃改译汉文，译其国语之讹误者。至于其国制度之理乱、君臣之得失，未尝一字易"。"且改译者不过正其讹误之语"，"读史者执旧简而证以新书，则可知语之异而事之同" 。因此，尽管弘历认为辽、金、元三史有多方面的缺点，清廷的工作只在更正其中音译的讹舛而已。

　　弘历对编修三史国语解和校正三史的工作，甚为重视。如在乾隆三十七年(1772)四月殿试策论的题目中，考问及其事 。次年十月，奖励"在各方略馆效力行走，办理金、元国语解及校订辽、金、元三史对音颇能尽心"的宋铣(1760年进士)，认为宋铣"在翰林中，学问尚优，著加恩授为编修，充方略馆纂修官，以示鼓励" 。可是，两个月后，弘历"批览方略馆所进《金史》"，发现"内有圈点讹错数处，并有诚字讹写城字"，便将"承办之编修宋铣，著交部察议" 。

　　乾隆四十年(1775年)七月，"重刊《金史》成" 。至于辽、元二史语解在什么时候完成，不可考。但在乾隆四十二年(1777)三月军机大臣等奏"遵查未俟书籍"十六种的名单中，《辽史》和《元史》都榜上有名。如果按照上述重校《金史》的程序，二史语解必已完成，然后二史才进行校勘。无论如何，据军机大臣指出，在这十六种书籍中，《辽史》和《元史》等十四书未"派有专管总裁"。他们便请旨"派专管之员，责成定限速纂"。于是弘历派遣英廉(1707-1783)和钱汝诚(1722-1779)为二史总裁 。

　　乾隆四十三年(1778)三月，军机大臣报告各书修纂进度，以《辽史》、《元史》"卷帙较多，请展限赶办"。得旨:"各处应进之书，止须按卯分进，转不必立定期限，如届期迟误，即奏明参处。"乾隆四十六年十一月，"方略馆进呈辽、金、元三史告俟"，吏部"请将满汉纂修各员，照例分议叙"。于是弘历下旨奖励。乾隆四十七年四月，"改译辽、金、元三史告成"，弘历为作序文。乾隆五十年(1785)十二月，"《辽金元三史国语解》告成，承办纂修等官，议叙有差" 。

　　从上述重修三史和编纂《辽金元三史国语解》的经过可见，在三史中，弘历最重视《金史》。早在乾隆十二年，已将《金史》校正。三四十年代的两项工作，又以《金史》为先。这些现象与他批评三史时流露对《金史》特别关注的态度是互为表里的。其次《辽史·国语解》的编修与《辽史》的重订似乎为乾隆君臣所忽视。如弘历在《〈增订清文鉴〉序》说:"向评《通鉴辑览》，纠前史译本失真，则有校正金、元国语解之命。" 便没有提到《辽史·国语解》。而《历代通鉴辑览》有一则凡例，亦是提及"金、元二史出自后代儒臣之手，大抵音译失宜，乖舛滋甚"，"今并遵旨详加译改" ，同样遗漏《辽史》。此外如乾隆三十七年的殿试策论题目，虽谓"辽、金、元三史人、地、官名，多淆于后代儒生之手"，但最后考问的内容，仅是金、元、二史而已 。上述情况，与弘历评论三史的缺失时没有单独提到《辽史》的作风，同出一辙。诚然，女真为满洲祖先，《金史》最受弘历关注，自是意料中事。至于辽、元二朝的后裔，虽皆在清朝"隶臣仆，供宿卫"(详第三节)，但蒙古族在清朝众多民族中，实为大宗，索伦族不可与之相提并论。况且弘历对蒙古"尤善扶绥"，至使满蒙关系更为密切 ，因此，弘历重视《元史》而忽视《辽史》的态度，亦是可以理解的。

修史态度

　来自　"传信示公"是弘历下令重修辽、金、元三史时揭橥的口号，他说:"辽、金、元三史人，地360百科名音译讹舛，鄙陋失实者多，因命儒臣，……概行更录。盖正其字，弗易其文，以史者所以传信月减注类只余介息官适方示公，不可以意改也。"

　　然而，弘历又离析"传信"和"示公"为二，将它们代表历史记载的两种境界。"信"是历史应具备的基本条件，"传信"是历史记载的首要任务。因此，弘历说:"一代之史，期于传信。"由于他认为辽、金、元三史未能履行"传信"的使命，所以他负起改正三史"舛驳"的责任，"用昭阐疑传信之至意"[58]。于是，他下令"廷臣重订金、辽、元国语解，将三史内讹误字样，另行刊定，以示传信" 。弘历自夸清廷对三史的修订，能"使读史者心目豁然，不免达五前人谬妄所惑" ，"俾读史者得免耳食沿伪之陋" 。弘历无疑在说，三史经过清廷修订后，才能达到"传信"的境界。

　　"公"是历史应具备的客观精神，"示公"是历史记载的神圣使命。弘历所谓"示公"，是指"夫封意宽衣不素促秉大公至正"的态度，"以昭褒贬之公" 。剂他实音弘历认为，"《春句知绿强号思医兰秋》一字之褒贬，着第待矛示圣人大公至正之心"。可是，"辽、金、元三国之译汉文"，每"有谬寓嗤斥之意存焉"，不是"《春秋》一字褒贬之为" 。由于弘历坚持"《春秋》天子之事，是非万世之公"，而辽、金、元三史的修撰者既非天子，他们所作的褒贬又不得当，所以他希望修订三史，"以昭纲常名教，大公至正之义" 。他说:"金、元入主中国时，其人未尽通晓汉文，以致音同误用，而后之为史者，既非本国人，更借不雅之字，以寓其诋毁机几之私，是三史人名不可不亟为厘定，而昭即加谈厂本争父司城叫群大公之本意也。"

　　不过，我们必须注意，弘历不是要藉厘粉倒请定三史人、地、官名而进助行新的褒贬，所谓"昭褒贬之跟率公"、"昭……大公至正之义"、"昭大公之本意"，乃揭示三史的音译实系"无关褒贬而实形鄙陋"，只反映汉人狭隘的种族偏见，不符合"大公至正"的雷固色客观精神、。

　　弘历强调"示公"，实有不可忽视的政治背景。三史的改订，除了是一项史学工作之外，还有政治作用。清廷以边疆民族入主中原，不但统治汉人，而且降服沿边各民族，建立末一个疆土辽阔的统一多民族国家。用弘历的话说，就是"一统同文"、"海寓同文"的局面。弘历反复指出，重环坐仍反节修三史与这局面息息相关。如说:"我国家中外一统，治洽同文，不忍金朝之人名办婷果围信田、官族为庸陋者流传所误，因命廷臣悉按国语改正。" 又说:"因为(《元史》音译)参稽译改，以正史鉴之疑，举数百年之舛谬，悉与辨剔阐明，以昭一统同文之盛。" 又说:"朕非于此等音译字面，有所偏袒，盖各国语音不同，本难意存牵合。即如满洲、蒙古文，译为汉文，此音彼字，两不相涉。乃哥政慢背亮顺见小无识之徒，欲以音义之优劣，强为分别轩轾，实不值一噱。朕每执球律把难口各植创八迫见法司爰书，有以犯名书作恶劣字者，辄令改写。而前此回部者，每加犬作(犭回)，亦令木连采吃让且脸口历将犬旁删去。诚以此等无关褒贬而实形鄙陋，实无足取。况当海寓同文之世，又岂可不务为公溥乎?"

　　由此可见，弘历所谓的"公"，有其特定涵义，是指在"一统同文之盛"局面下的"公"，亦即是一种反对"大汉族主义"而标举的种族平等观念。换言之，弘历重修三史的政治目的，就是在"一统同文之盛"的局面下，为从前汉人所修的边疆民族朝代的历史进行一次大清洗，使它们能符合清朝当时"大公至正"的要求。弘历解释说:"天下之语万殊，天下之理则一，无不戴天而履地，无不是是而非非，无不尊君上而孝父母，无不贤贤人而恶小人。彼其于语言文字中谬存我是彼非，入者主之，出者奴之，不亦仰而唾空，终于自污其面哉!向有校正金、元国语解之命，……壹是义也。"

　　其次，虽然弘历下谕以"正其字，弗易其文"的原则改订三史，却在谕文中不忘针砭三史音译以外的缺失，而尤不满于三史修撰者"轻贬胜朝"的态度。弘历此举不是无的放矢的。简言之，就是藉此而彰显清廷修《明史》及其他史籍时所持的"大公至正"态度。他说:"若我朝修《明史》，于当时贤奸善恶，皆据事直书，即各篇论赞，亦皆核实立言，不轻为轩轾，诚以作史乃千秋万世之定论，而非一人一时之私言。予向命纂《通鉴辑览》，于明神宗(朱翊钧，1563-1620，1572-1620在位)以后，仍大书明代纪年，而于本朝定鼎燕京之初，尚存福王(朱由崧，?-1646，1644-1645在位)年号，此实大公至正，可以垂示天下后世。岂若元托克托(1238-1297)等之修《金史》，妄毁金朝者之狃于私智小见所可同日语哉?"

四库提要

　　乾隆四十六年奉敕撰。考译语对音，自古已然。《公羊传》所称地物从中国，邑人名从主人是也。译语兼释其名义，亦自古已然。《左传》所称楚人谓乳谷，谓虎於菟。《谷梁传》所称吴谓善伊，谓稻缓。号从中国，名从主人是也。间有音同字异者。如天竺之为捐笃、身毒、印度，乌桓之为乌丸。正如中国文字，偶然假借，如欧阳汉碑作欧羊，包胥《战国策》作勃苏耳。初非以字之美恶分别爱憎也。自《魏书》改柔然为蠕蠕，比诸蠕动，已属不经。《唐书》谓回纥改称回鹘，取轻健如鹘之意，更为附会。至宋人武备不修，邻敌交侮，力不能报，乃区区修隙於文字之间。又不通译语，竟以中国之言，求外邦之义。如赵元昊自称兀卒，转为吾祖，遂谓吾祖为我翁。萧鹧巴本属蕃名，乃以与曾淳甫作对，以鹧巴鹑脯为恶谑。积习相沿，不一而足。元托克托等修宋、辽、金三《史》，多袭旧文，不加刊正。考其编辑成书已当元末。是时如台哈布哈号为文士，今所传纳新《金台集》首，有所题篆字，亦自署曰"泰不华"，居然讹异。盖旧俗已漓，并色目诸人亦不甚通其国语，宜诸史之讹谬百出矣。迨及明初，宋濂等纂修《元史》，以八月告成，事迹挂漏，尚难殚数。前代译语，更非所谙。三《史》所附《国语解》颠舛支离，如出一辙，固其宜也。我皇上圣明天纵，迈古涵今，洞悉诸国之文，灼见旧编之误，特命馆臣，详加厘定，并一一亲加指示，务得其真。以索伦语正《辽史》凡十卷。首君名，附以后妃、皇子、公主;次宫卫，附以军名;次部族，附以属国;次地理;次职官;次人名;次名物;共七门。以满洲语正《金史》凡十二卷。首君名，附以后妃皇子;次部族;次地理;次职官，附以军名;次姓氏;次人名，附以名物;共六门。以蒙古语正《元史》凡二十四卷。首帝名，附以后妃、皇子、公主;次宫卫，附以军名;次部族，附以国名;次地理;次职官;次人名;次名物;共七门。各一一著其名义，详其字音。字音为汉文所无者，则两合三合以取之。分析微茫，穷极要窅。即不谙翻译之人，绎训释之明，悟语声之转，亦觉厘然有当於心，而恍然於旧史之误也。

光绪年间重印版